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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9 21:42: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李怀宇
文章来源: 古典学研究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20世纪50年代,王以铸夫妇合影(图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王以铸先生的家里到处都是书。谈话时,我们就坐在书堆中间,稍微活动一下身体,便会碰到书。王以铸感慨:原来住的房子是一个独立四合院,买了几十架子书都可以放得下。几年前四合院拆迁,虽然分给他三套房子,搬家时还是不得不丢掉十个书架。“拆迁过来,像逃难一样。”他指着书堆说,“有些书明明知道我有,不知道在哪儿。”

谈书,王以铸有说不尽的话题。他笑道:

     我到现在都没有龙钟的状态,可能跟我一辈子喜欢读书有关系。整天用脑子,总觉得一天的时间不够用。非得看书不可,就老得慢。我现在过八十岁了,求知欲还很旺盛,总想看书,看不完的书。我觉得我挺幸运的,我有书能看。知识分子到了老年不觉得无所依傍。只要我活着,永远不放弃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一天到晚觉得充实,活着不是混日子。
      然而说到逛书店,他若有所失:“现在的书店没有什么书,都是炒那些旧的东西。”又对我说:“我第一次到广州去,想买一点外文书,没有。我以为广州也是通商口岸,外国书一定很多,结果找不到。”

回忆当年离开北京大学后在家自学的七八年时光,他觉得真是幸福:“我有这个条件,不用养家糊口。我给自己下的评语就是:我不笨,能学的我得学。”他自学了几门外文,甚至连梵文也学了:“越是古代的文字越啰嗦,越复杂。学了梵文可以开开眼界。”所读书种之杂也是越乎常人想像:


      我总不满足,喜欢看书,古今中外,凡是能增长我知识,增长我见识,都喜欢。我不是佛教徒,可是我看的佛经相当多。我不是基督教徒,我对基督教的《新约》、《旧约》都很熟。看宗教的书,不一定信教才看,我把它当作一种哲学书来看。我看佛教经典博大精深,境界高,它的平等是众生平等,不只是人跟人平等,人跟臭虫也平等,彻底啊!佛教讲人生的道理讲到家了。
      对工作中的知交叶圣陶曾彦修沈昌文,王以铸大为赞赏,用了同一个词:正派。而谈到从文字中理解的人物如钱钟书聂绀弩胡适,王以铸自有一番品评:“胡适的英文非常好,聪明。胡适能把问题写清楚,他写的考据的东西能让你看得津津有味,可是真正中国古典的东西他没下过功夫。他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我听过他讲演,他能讲得你爱听。”

生活中,王以铸喜欢京剧,还登过台,有一班志同道合的票友。


王以铸先生在家中(2007年)


谁抗日,我们就跟着谁

王以铸1925年生于天津,早年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后入读天津南开中学、新学书院。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念了几个月后,自觉学不到东西,遂回家自学。由于家境富裕,王以铸不必为生计奔波。他在家中自学了数门外语。

       南方都市报:你在中学时已经对外文特别感兴趣了?

王以铸:我初中在南开中学,“七七事变”时,我在南开读初二。我看到日本飞机炸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学生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我高中在天津一个英国教会学校,跟杨宪益是同一个学校,叫新学书院。那时候主要课程都用英文讲。我们在高中看英文的小说都没有问题,那时候看英文跟看中文一样。用功的人英文才好,如果不用功的话,到英国读书也没有用。

南方都市报:考大学的时候,怎么去考在沦陷区的北京大学?

王以铸:当时本来想到后方去的,父母年纪太大了,坚决不让我到后方去。那时候跟大后方一点音讯都不通,很难接到一封信。

南方都市报:在沦陷区的生活,受日本人的影响大吗?

王以铸:当时北大里有日本留学生,我们一看就受不了,不愿意跟他们混在一起。我进了学校以后,感觉没什么意思。我感到学不到东西,教科书就那点东西,我自己学可以多得多啊!如果我到后方去,读了北大,我照样退学,学不到东西。1941年冬天,我就走了,在那儿一个学期都不到。

南方都市报:在北大的时候有没有见过周作人?这段历史有点不清不楚。

王以铸:他有时候去,有时候讲话,我见过。他是汉奸嘛。他自己说,能维系这些人有学可上,自己还是不容易。他是汉奸,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觉得他是汉奸,那绝对是泾渭分明的。


1941年遭到日军炸弹袭击的南开大学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自学的?

王以铸:我回到天津自己读书了。当时住在法租界。我有条件,不是任何人都能像我这样的。我家里的条件好,我愿意读什么书,就买什么书。在家里学的东西很多,在大学里要应付那些课呀,你不上课不行。这种生活就是自己读书,自得其乐。天津是一个华洋杂处的地方,外文书种类也多。从1941年到1948年就是自己读书,不用上班。没有干扰,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想看的书都能买到,卖旧书的人跟我很熟。那时候真幸福,打下了后来研究的基础。

南方都市报:你年轻时学了几门外文?

王以铸:我在高中学英文的时候,另外一个法国教会学校有一个法文班,我上它的夜班,上了三年,我的法文还真正是科班出身的。在中学,我已经开始自学日语了,我为什么学日语呢?因为我要学俄文,找不到书,可是日本有很好的书。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想学俄文呢?

王以铸:因为当时倾向革命,斯诺的《西行漫记》刚到天津,我们就拿到了。这个书就是我们的革命入门书啊,那时候我们一个小圈子的人都看。(笑)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以前没有听说这群中国人,而且说得这么详细。那时候稍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抗日的。我们这一代人民族的自觉特别强烈。

南方都市报:还学了哪些外文?

王以铸:还学德文、西班牙文,后来还用上了,翻译了西班牙作品。我都是学到能用,不是浏览一下。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学那么多?

王以铸:开眼界啊!后来对希腊、罗马的翻译,英文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得会德文、法文,研究希腊、罗马文化的大学者都是会德文、法文,要学懂这些东西,必须得会德文、法文。

南方都市报:你认识的朋友中,有像你学了这么多外文的人吗?



杨宪益(1915-2009)


王以铸:杨宪益会希腊文,可是他不会俄文,他的英文好。我对语言感兴趣,除了英文、法文是老师教的以外,其它都是自学的。

南方都市报:自学难不难?

王以铸:有兴趣就不难,喜欢就不难。德文还是相当难的语言,喜欢就能钻进去。有些人一种外文也没有学好,这个也不稀罕。有人听说我是新学书院毕业的,就说英文肯定能学好,我说:“那不一定,我的同学里头好多人英文并不好的。”必须用功,不用功,中国人的中文也学不好,道理一样。

南方都市报:看原版的书比看翻译的书会不会更好一些?

王以铸:那也不一定,如果翻译得好的话,跟看原版书一样的,这是社会科学书,文学书不一样。文学书看原文跟翻译差远了,翻译诗吧,总觉得不是原来的样子,李白杜甫翻译成英文成什么样子?我翻译过歌德席勒的诗,就是把意思翻译出来,跟看德文完全不一样。


1940年代中国抗日前线


       南方都市报:抗战期间在家里读书时,你对天下大势了解吗?

王以铸: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希望抗日胜利,绝对不可以虚度年华,自己读书也非常用功。我生在有钱人的家庭,解放前的社会有妓院、大烟馆,到处都可以堕落,我们这一辈的人没有一个人堕落。有钱人的子弟可以变成纨绔子弟,整天花天酒地,可是我们都是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地念书,没有一个变成大少爷。就是因为要抗日,所以看到《西行漫记》这本书,就觉得是宝书。一看陕北还有这么一批人,中国绝对亡不了!

我们那一代人就是那样,谁抗日我们跟着谁,共产党抗日,我们跟着共产党。只要有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拥护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抗日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我爱国啊!我们经历过最大的欢喜,就是日本投降。简直是高兴到了极点!我们一生经历过大喜,那种欢喜不是一般的高兴。看到日本投降了,我就是死了也值了,就是老杜的诗句“漫卷诗书喜欲狂”。后来也经历了高兴,比如说(共产党)把南京打下来也高兴,把“四人帮”揪出来也高兴。


王以铸先生在病榻上坚持读书(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好像我天生就是右派一样



1948年,王以铸受邀到母校南开中学任教,1949年到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任教。1950年,王以铸调到出版总署编译局,后调到人民出版社,与曾彦修、沈昌文多有交往。1957年,王以铸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王以铸下放到咸宁干校,在这里,他写了一批旧体诗,后与聂绀弩等人合出诗集《倾盖集》。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去南开中学教书?没过多久就去了哈尔滨?

王以铸:1948年,去南开中学当英文教员。1949年,天津一解放,地下党就介绍我到哈尔滨去学俄文。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能看俄文书了,不能说俄语。后来就说:学过的不用跟着学了。就搞了一个考试,结果考试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去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当教员了。

南方都市报:不久又到了北京?

王以铸:1950年到北京,就没有离开过。当时的出版总署编译局需要人才。

南方都市报:在编译局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王以铸:翻译书,需要什么翻译什么。后来我在编译局主要翻译德文,搞马列的多。英文也用上,法文也用上。我后来不做翻译,做校订了。1953年去了人民出版社当编辑。


曾彦修(1919-2015)         


       南方都市报:曾彦修先生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当领导。

王以铸:我跟曾彦修到现在还经常有联系。我们都很佩服他,他是很正派的人。

南方都市报:在人民出版社的时候,你跟沈昌文认识吧?

王以铸:我跟他很熟很熟。当时他很小,当曾彦修的秘书。我们是青年,他是小青年,人非常聪明,也很正派。他很有事业心,我们从他小就能看出来,将来他能做出一番事业。

南方都市报:沈昌文说在人民出版社这段时期是他的“研究生阶段”,跟老先生们学了很多东西。

王以铸:他刚到出版社,我们就觉得这个青年大有前途。沈昌文一直跟我有联系。

南方都市报:反右的时候你怎么被打成右派?

王以铸:冒尖啊,冒尖最危险了!打成右派好像也觉得是顺理成章吧。

南方都市报:你有什么右派言论?

王以铸:没有啊!因为我业务冒尖,那时候已经有名了,大家都知道我,好像我天生就是右派一样。(笑)当时凡是冒尖的骨干都很难逃得过。没有道理可讲的!现在说起来像天方夜谭一样。从曾彦修开始,整个出版社的精英都垮了。我们是曾彦修所欣赏的人,右派喜欢右派嘛,肯定跑不了。

南方都市报:打成右派以后让你干什么?

王以铸:对我还是优待,没有把我搞到北大荒去,好多人都给发配出去。我后来想:“为什么没有让我去呢?”我也没有什么大人物后台,也许是觉得留我在北京还有用吧。有时候上头接到法国、德国、日本的信,就让我翻译,留我有用处啊。按道理说,打成右派,应该批呀斗呀,我没有,就开了一个会。反右是没有话可说,那是乱来啊。已经觉得不可收拾,有反右,以后的事就觉得不奇怪了。有反右必有“文革”。

南方都市报:还能翻译书籍吗?


王以铸先生在家中(2007年)


王以铸:不能用这个名字,我就用了原来的名字,叫“嘉隽”。人家一看就知道我。

南方都市报:后来去了咸宁干校?

王以铸:那时候都得去,整个文化系统都去了。1969年去的,呆了两年,1971年回来。回来以后,林彪已经垮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写旧体诗?


王以铸:我家里请的家庭教师很高明,念了四书、《诗经》、《左传》,旧功底打得挺好的。后来在咸宁写旧体诗,有咸宁杂诗十六首、饮酒诗。我的诗有杨宪益的和诗,我到他那儿去,他不招待茶,招待酒。诗集出来以后,有朋友就打听:这个王以铸是不是搞翻译的那个王以铸?人家以为我是搞洋玩艺儿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认识聂绀弩?

王以铸:就是因为《倾盖集》这个集子,以前我不认识他。他另有一种风格。诗如其人,你看他的诗就看见他的人。

南方都市报:启功看了你在咸宁写的诗,也有吟和?

王以铸:对,这也是中国文化里最显著的标志,中国过去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不会写旧体诗的,有没有功底,看你的诗就可以看出来。

南方都市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多新文学的健将到了晚年都写旧体诗。

王以铸:新诗站不住,到现在新诗还摸不出一条路子,新诗到底是什么呢?还没有成型,还没有成气候。我很少写旧体诗,兴之所至,就写。诗集出来以后,有诗刊就写信来,认为我应该多写诗,我说:“我不是诗人。”我不把心思放在这儿,这以后写诗就很少很少。我就是写着玩,朋友之间看看,觉得发表没有什么意义。我不是认真地以为我要写多少诗,我不承认自己是诗人。(笑)

南方都市报:是不是有人说:只有你能够跟钱钟书对话。你们俩真的对话过吗?

王以铸:我不认识他,很早都互相知道。大家都开玩笑:“只有你能够跟钱钟书对话。”有两个钱钟书最早的学生,跟他年纪都差不多,他们说:“你必须见钱钟书,我们跟钱钟书是好朋友,跟你也是好朋友,我们要听听你们俩对话。”我说:“他是学文学的,我是学历史的,专业不一样,何以对话?”我不大喜欢交际,后来没有办法,在两位老大哥的挟持之下,先去看俞平伯,再去见钱钟书,钱钟书没在家,后来我没再去。有人编了一本中国比喻大辞典,请钱钟书写书名,请叶君健作序,我作跋。在这中间,我们也没有见面,中间的人帮钱钟书和我互相带去问候。

南方都市报:你跟叶圣陶交往多吗?

王以铸:我一进出版社,叶老就是我们的领导,一直保持关系到他去世。我的领导中,最没有官气的两个人:一个叶老,一个曾彦修,是学者型,所以跟我关系一直保持得挺好。


1

王以铸先生部分译著书影




我有责任翻译好的东西


王以铸致力于外国经典的翻译,曾将多种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学者刘小枫认为:“王以铸先生翻译西方典籍一生辛劳不辍,从1950年代出版的希罗多德《历史》,到19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撒路斯提乌斯塔西佗等大家的古典名著,贡献卓著,却不像善为别人作序的老辈学人那样为后学所知,如今虽年近 90,据说还在翻译西塞罗书简——埋头苦干的老人家,了不起!”

刘小枫教授登门拜访王以铸先生(2007年)

《古代罗马史》和《古代东方史》都是王以铸先生在1950年代完成并出版的大部头译著,作者也都是俄国古典学的佼佼者。如今填补西方古典学这个大空白,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译著,却没法找到……幸而王老健在,赶紧重印。(刘小枫:《接触西方古典文明的“二渠道”》)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翻译生活幸福吗?

王以铸:就是做一点事情吧,而且这些事情过去人家不肯做的。挺麻烦、挺费劲的工作,挺有意义的。翻译是千辛万苦的,不是轻而易举的。当然就是觉得要负责任,就翻译得很辛苦。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些翻译很快,一两个月一本书就出来了。

王以铸:那些个东西就是流行的东西。要翻译经典作品非常吃力。

南方都市报:而且要看很多书?

王以铸:那是一定的,我翻译歌德、席勒的时候,要看很多书。

南方都市报:在单位刚开始从事翻译时,你主要做什么?

王以铸:搞马列主义的翻译,《马克思传》是我们翻译的,还做了很多注释。那时候很下功夫。

南方都市报:那是工作还是兴趣?

王以铸:工作。翻译希腊、罗马是兴趣。

南方都市报:你对希腊历史特别感兴趣?

王以铸:它是一个小国,人也不多,却是古代文明的源头之一。希腊的雕塑那么完美,拿汉朝的东西一比,差远了。


霍去病墓前的石雕


南方都市报:我到西安看过霍去病墓前的石雕,还是很大气的。

王以铸:(中国)整个建筑、雕塑跟它还是没法比。我们是土木的,人家是石头的,土木的很难保存下来。

南方都市报:你从什么时候对希腊的历史感兴趣?

王以铸:从高中的时候,看世界史,总是从希腊开始。中国人讲社会,讲伦理。希腊人讲几何,点、面、线的关系,追求真理,追求真善美,气派很大,视野很广。我觉得我有责任介绍希腊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翻译希腊的东西?

王以铸:我那时候一边学希腊语,一边翻译。我们希腊语的水平比欧洲人差远了,欧洲人从小就学,有那个环境。今天《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谈“今天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物?”今天的大学教育,是社会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不是培养那种追求真理的人才。这种人才不受当前的物欲的影响。当前社会你学了这些东西卖不出去。“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就涉及到哲学问题,到了这里就不是一般的大学知识,这境界就高了。现在把教育看成投资,有些人用几十万块钱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不知道去学什么,学回来有什么用处?


南方都市报:是不是读了外国的经典再来反思中国的问题,视野就开阔了?

王以铸:当然了,你看希腊城邦中,人的威望太高的时候,到了谁都不能反驳他的时候,就让他躲一躲了,因为很容易变成专政。这种制度比较合理,他们知道要避免这个,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慢慢来吧,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一下子改得太厉害,还真不行。中国的教育水平还要提高。

南方都市报:搞翻译对你理解世界有很大的帮助?

王以铸:世界文化所有好的东西都应该介绍过来,就要靠翻译。你翻译一本好的书,比你自己凑一些个垃圾有价值得多。因为凑是很容易的,东拉西扯,拼凑成一本书,那东西站不住呀。有些书过了明年就没人看了。所以我翻译的都是经典作品。我们今天还是穷国,如果水平再提高一点,就需要这些东西。现在还不行,刚不受穷,也就是温饱吧。




王以铸先生小传

王以铸(1923-2019),名嘉隽,天津市人,原籍浙江余姚。幼时受过经史、文字训诂方面的教育,后就学于天津南开中学、新学书院、北京大学。建国前在天津编过期刊并在母校南开中学任教。建国后主要从事编辑工作兼作一些文史方面的研究、翻译工作。曾任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专业是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学(特别是罗马史),此外对英、德、法、日、俄等古典文学作品都比较喜欢;在我国古典诗歌方面,风骚汉魏以下对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都作过一些研究。唐以后诗人中最喜欢吴梅村、龚定盦。业余爱好京剧,宗余派,能戏十余出。

已出版的译著有《希罗多德:历史》、《塔西佗:编年史》、《古代东方史》、《古代罗马史》、《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 》、《罗马皇帝尼禄》、《论希罗多德》、诗稿《读诗札记》等数十种。



延伸阅读
希罗多德:历史(上下)

王以铸 译
702页,75.00元,2016年1月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02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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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希罗多德

[苏]卢里叶 著  王以铸 译
224页,49.00元,2019年6月
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96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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