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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5 14:19: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李永斌
文章来源: 世界历史评论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学者简介
李永斌: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青年燕京学者培育对象,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英国牛津大学古典学系访问学者。曾获得首都师范大学第四届青年教师优秀教学奖,北京市“创想杯”多媒体与微课大奖赛微课一等奖。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础性研究基金资助。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希腊‘东方化时代’研究”,北京市哲社规划项目暨北京市教委重点项目“古代希腊与东方文明的交流与互动”,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中译工程”。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光明日报》、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有论文《古典学与东方学的碰撞: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现代想象》(《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专著《阿波罗崇拜研究》(商务印书馆)、译著《古希腊演说辞全集•伊索克拉底卷》(吉林出版集团)等。

李永斌教授
希腊城邦兴起的几种理论及其转向
摘要:“希腊城邦何时兴起”的问题,最早是1937年由维克托 · 埃伦伯格提出来的。埃伦伯格认为希腊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他的这一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成为诸多后续研究的出发点。斯塔尔认为,公元前750—前650年这个革命的时期,是整个希腊历史上最根本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杨 · 莫里斯概括为“(公元前)8世纪革命”。斯诺德格拉斯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了充分阐释。黄洋在批评“(公元前)8世纪革命”说的同时,提出了“渐次演化”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诸多中国学者的认可。近些年来,学者们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其中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殖民运动和“东方化革命”与城邦兴起的关系。通过梳理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早期希腊历史研究的路数和理论经历了“以文献为基础——以考古为基础——文献与考古相结合”这样几次转向。这几次转向显示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检验。

关键词:希腊城邦 8世纪革命 渐次演化 殖民运动 东方化革命

城邦是古代希腊一种重要的国家形态,不仅作为一种宗教和政治共同体而承载了古代希腊文化最基本的特质,而且是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起点。因此,希腊城邦的相关问题不仅是古希腊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不断追溯的问题。自1937年维克托 · 埃伦伯格(Victor Ehrenberg)提出“希腊城邦何时兴起”的问题以来,“希腊城邦何时兴起,如何兴起?”一直都是早期希腊历史研究领域最重要、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中外学者从各种立场、各种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了诸多解释模式和理论框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当属切斯特 · 斯塔尔(Chester Starr)首先提出的“(公元前)8世纪革命”说。然而,随着学界对早期希腊史认识的不断深入,“(公元前)8世纪革命”说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一些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洋的“渐次演化”论,晏绍祥、徐晓旭等人的观点也基本与之类似。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将视野扩大到希腊本土之外,从希腊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来探究希腊城邦的兴起,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通过梳理有关希腊城邦兴起的这些理论及其转向,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早期希腊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进程。
一、“城邦何时兴起”问题的提出和埃伦伯格的解释
在埃伦伯格之前,学术界实际上已经有人探讨过希腊城邦兴起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的史料相对有限,学术界对于希腊城邦的知识往往始于古典时代城邦体制已经比较完善的时期。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希腊城邦的兴起是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之交,其形成期甚至更晚,城邦体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一些伟大的政治家通过斗争或改革而建立的。埃伦伯格指出,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混淆了城邦(polis)和民主制城邦(democratic polis)的概念。民主制城邦确实是古代社会中一种比较完备而理想的国家形态,也确实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但是,民主制城邦只是城邦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意义上的城邦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当然,埃伦伯格所说的希腊城邦的“兴起”(rise)并不是指希腊城邦最早出现(emergence)的某个时间点,我们也不可能追溯一种国家形态最早出现的时间点,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确定这种国家形态最早出现的时间范围。他认为,城邦的兴起不是一种短时段的历史发展,而是延续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并且在不同地区其发展程度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如果要追溯最早的城邦出现的大致时间范围,应该是在公元前8世纪早期。

维克托 · 埃伦伯格

埃伦伯格的这个结论,有两个隐含的前提条件。第一,城邦是一种国家形态。第二,从迈锡尼世界的衰亡到公元前8世纪,其间有一段较长的断裂时期。虽然他并未明确说出这两个问题是其结论的前提条件,也没有论述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透过他的文字还是能够梳理出其间的逻辑关系。

关于希腊城邦的定义,是20世纪中后期古希腊史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但是在埃伦伯格的时代,城邦的定义似乎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学者们在论述相关主题时,最多也就是如埃伦伯格这样,对城邦的一般形式和特殊的民主制城邦做出区分。因此,埃伦伯格在论及希腊城邦的兴起之时,首先是从古典时代的希腊国家形态开始讨论,他根据古代作家的记载和相关铭文材料,分析了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组织形式及其特征。他认为城邦的基本内在特征就是公民共同体。这种公民共同体的含义并不是早期罗马时期的理想国家类型共和国(res publica),当然也不是那种只有特权阶层或类似特权阶层的某个集团才能施行统治的国家形态,城邦与后者的区别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城邦可以接纳新的公民。城邦的基本外在特征则几乎总是有城墙的城邦城市(polis-city),其核心就是城邦(polis),后来为了区分则将核心区域称为卫城(Acropolis),即城堡(citadel)。然后,他回推到古风时代,认为公元前8世纪前半期的一些国家形态已经具有了上述两种特征。

迈锡尼遗址

在论述城邦的基本外在特征时,埃伦伯格引出了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的另一个隐含条件——从迈锡尼世界的衰亡到公元前8世纪,其间有一段较长的断裂时期。迈锡尼时代那种开放式乡村中的城堡或要塞,应该是城邦最天然的先驱。数个世纪以后,这种城堡转变成有防卫城墙且居民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这种城镇必须依靠更广阔的乡村,否则就无法生存。在迈锡尼时代各王国衰亡以后,希腊世界出现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断裂期,到了公元前8世纪才逐渐复兴。不过,此时的政治管理模式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之前的迈锡尼社会完全是贵族(宫廷)管理城镇和乡村;宫廷消失之后,城镇逐渐承担起管理乡村的职能。这种城镇与乡村的整合是城邦形成的前提。

自埃伦伯格以后,希腊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这一结论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可,成为早期希腊历史研究领域的正统观点。摩西·芬利(M. I. Finley)、奥斯温·默里(Oswyn Murray)、罗宾·奥斯邦(Robin Osborne)等古史学家基本上都继承并进一步阐发了埃伦伯格的这一基本观点。但是埃伦伯格没有具体论证希腊城邦为何在公元前8世纪兴起,也没有阐述城邦是如何在公元前8世纪兴起的。于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理论框架就是斯塔尔首先提出的“(公元前)8世纪革命”。
二、“(公元前)8世纪革命”说及其广泛影响
1961年,斯塔尔在《希腊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如是说,“公元前750—前650年这个革命的时期,是整个希腊历史上最为根本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被杨 · 莫里斯(Ian Morris)概括为“(公元前)8世纪革命”。1986年,斯塔尔在《个体与共同体:公元前800年—前500年希腊城邦的兴起》一书中进一步详细阐释了他的这一理论框架,并且明确指出,“公元前8世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切斯特 · 斯塔尔

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通过大量考古学证据进一步阐释了斯塔尔提出来的这一理论框架。在几部著作中,斯诺德格拉斯都论及了希腊城邦兴起的问题,也基本上秉持“(公元前)8世纪革命”说的观点。1977年,斯诺德格拉斯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讲中指出,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尤其是公元前760年后阿提卡地区墓葬数量的大量增加,可以判断这一时期希腊的人口出现了急剧增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人口爆炸”,这就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此外,考古发掘的许多城市居民点都可追溯到公元前9—前8世纪,一些大型公共建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特别是各地的保护神神庙,而这种大型公共建筑,正是城邦兴起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斯诺德格拉斯进一步肯定了考古学在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丰富的考古成果足以证明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在1980年出版的《古风希腊:试验的时代》一书中,斯诺德格拉斯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上述结论,将城邦的兴起称为“结构性革命”。

斯诺德格拉斯的一系列论述,使得“(公元前)8世纪革命”这一概念得到了早期希腊史学界的普遍认可。1981年,瑞典驻雅典研究院主办了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就是“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的复兴:传统与革新”。1983年,瑞典驻雅典研究院院刊结集出版了这次会议的同名论文集。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沃尔特 · 伯克特(Walter Burkert)、斯诺德格拉斯、奥斯温 · 默里等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国际学者。会议论文集采取讨论实录的形式,在每篇论文后面附上讨论详情。学者们广泛讨论了公元前8世纪希腊社会历史发展各个层面的问题,包括历史与社会、艺术与文学、宗教与圣所、金属贡品与金属工艺、人口发展与社会习俗等。虽然各位学者在具体问题方面各抒己见,但是会议参加者的整体基调是认同公元前8世纪是一个迅速变革年代的观点。

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

1996年,罗宾 · 奥斯邦的专著《希腊文明的形成:公元前1200—前479年》第四章的标题就是“共同体的形成:公元前8世纪”。奥斯邦认为,公元前8世纪是一个迅速变革的时期,人口急剧增长、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殖民和贸易活动得到发展、有规划的圣所和墓葬大量出现、作为整体的“希腊意识”的产生,这些现象都表明了作为政治组织单元的“共同体”在公元前8世纪已经出现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摩根斯 · 汉森(Mogens Hansen)主持的哥本哈根大学城邦研究中心(Copenhagen Polis Center),自1992年起开始深入研究古希腊的城邦。该中心通过田野考古和实验考古搜集了巨量的数据,并通过数据对古希腊城邦的各个层面进行了量化分析,尤其是城邦兴起时期的人口统计和经济发展趋势。汉森陆续主持出版了多部综合性的城邦研究著作,为希腊城邦研究的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古风和古典时代城邦的兴起》一书中,汉森明确指出,应该将πóλις与city-state两个术语区别开来,πóλις应该严格限于古希腊人自己的用法,而city-state则只能用于讨论现代人对古代希腊社会进行的历史学分析。因为city-state一词出现于19世纪中期,最早用于指称罗马共和国时代的civitas,后来也被用于指称所有类似的初级国家形态,包括腓尼基和埃特鲁里亚的城市,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国家等。汉森根据其团队的研究成果得出结论: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人用πóλις指称一个城镇(town)时,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城市中心(urban centre),并且只适用于同时具有政治中心(political centre)的城市中心。因此,πóλις实际上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城市,二是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英文的city-state和中文的“城邦”基本上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古代希腊πóλις的含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古代作家在使用πóλις一词时,也用于指称没有城市中心的城邦,没有中心城市而又被认为是城邦的早期国家形式,最典型的就是斯巴达。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但是总体来说,汉森所领导的城邦研究中心为后来的希腊城邦问题研究奠定了基调,尤其是关于城邦的定义。是否有城市中心和政治共同体,不仅是讨论城邦性质的基础,也是判断城邦是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的基础。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是,很多学者从宗教和仪式的角度对公元前8世纪希腊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宗教和仪式在古代早期社会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宗教和仪式方面的考古资料更丰富,尤其是出土墓葬文物,几乎都与宗教和仪式密切相关。前文所述论文集《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的复兴:传统与革新》几乎有一半的篇幅论及宗教和仪式,罗宾 · 奥斯邦在论述“共同体的形成:公元前8世纪”这一主题时,也是从宗教和仪式方面的证据入手。关于宗教和仪式主题的代表作,则是杨 · 莫里斯的《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莫里斯修正了他的老师斯诺德格拉斯关于公元前8世纪人口急剧增加的观点,他认为这一时期墓葬大量增加的原因并非是人口的增长,而是获得入葬公共墓地资格的人数显著增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恰恰是,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多社会成员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资格,这也预示着作为公民共同体的城邦兴起了。
三、“渐次演化”论及中国学者的阐释
“渐次演化”是黄洋于2010年在《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一文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在该文的摘要中写道,“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把城邦兴起看成是迈锡尼王国解体之后希腊社会渐次演化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荷马史诗所描绘的情形很可能是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的中间环节。”虽然黄洋在正文中没有继续用“渐次演化”一词,但是更为系统地阐释了他的观点。在此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和包括黄洋自己在内的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多次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渐次演化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城邦兴起与迈锡尼世界的关系,这是城邦兴起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因此城邦起源问题与学界的迈锡尼学研究密切相关,并且绝不仅仅是城邦兴起问题。关于迈锡尼世界与后来古典时代的联系,希腊人对此并无相关的意识和探讨,19世纪末之前的西方学者也基本上没有这种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初成为问题。学者们最初试图到迈锡尼世界追寻城邦起源,此后才意识到两者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摩西 · 芬利在《奥德修斯的世界》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荷马世界是古典希腊的起点。后来的诸多研究,包括斯诺德格拉斯、杨 · 莫里斯以及法国学者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的《希腊思想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等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芬利的基础上展开的。当然,芬利的意见并未得到整个学界的承认,一些法国学者如皮埃尔 · 卡尔利埃(Pierre Carlier)、亨利 · 凡 · 伊芬特尔(Henri van Effenterre)、玛丽—约瑟芬 · 沃灵斯(Marie-Joséphine Werlings)等人仍然坚持到迈锡尼世界去探寻城邦的起源。

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公元前)8世纪革命”说的解释模式,他们认为这一模式夸大了公元前1200年以后希腊世界衰落的范围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黑暗”程度,也高估了公元前8世纪复兴的重要性。黄洋在《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一文中引述了其中两位代表性学者——萨拉 · 莫里斯(Sarah Morris)和奥利弗 · 迪金森(Oliver Dickinson)——的观点。黄洋在他的多篇论著中所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迈锡尼文明和后来的希腊城邦文明之间存在这样和那样的联系乃至延续。他强调荷马社会对迈锡尼社会王权观念的继承,并进一步指出,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时代,希腊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在于贵族政治的建立以及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他还探讨了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对希腊城邦制度形成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认为,迈锡尼文明衰落的程度也许并不像上述一些西方学者所想象的那么彻底,“黑暗时代”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迈锡尼文明被破坏之后,希腊地区的人的群体活动依然比较活跃,并且还有证据表明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如此大规模的人群活动,似乎和坚持‘黑暗时代’之说的学者们试图让我们相信的情况不相符合。”

晏绍祥也强调延续性和渐次演化,但是他认为延续性更多体现在黑暗时代与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之间的延续,而非迈锡尼时代与此后时代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认为“黑暗时代”的说法不太准确,建议用荷马时代来指称从迈锡尼衰亡到古风时代之间的这段时期,但是晏绍祥的观点稍有不同,他似乎把“黑暗时代”和荷马时代区别开来,认为荷马所描述的时代要比所谓的“黑暗时代”稍晚一些,尽管他并未对二者的区别和时间段的划分做出明确界定。因此,他继承了摩西 · 芬利的基本观点,认为古典希腊城邦的起点要到荷马时代去寻找,并系统论证了迈锡尼时代王国体制覆亡后希腊社会和政治上的变化,提出荷马时代已出现处于萌芽状态的城邦。在此基础上,他对“渐次演化”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认为希腊城邦的起点不能再往前追溯到迈锡尼时代,因为迈锡尼世界与荷马的世界是根本不同的两个世界。虽然不能完全否认迈锡尼时代与荷马时代之间存在连续性,因为基本的经济部门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革;但是,“要在迈锡尼世界的达摩斯和荷马的德摩斯之间寻求社会政治职能上的类似,进而证明荷马的社会政治组织来自迈锡尼时代的共同体,仍有相当的难度”。

徐晓旭和蔡丽娟的观点也类似于“渐次演化”说,但是略有不同。他们在《古代希腊城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黑暗时代”并不是真正的黑暗,实际上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它在迎接着希腊世界城邦时代的新曙光,或者确切地说,“黑暗时代”实际上是在“黑暗”中孕育了诸多革新的因素。他们认为,古代希腊城邦是迈锡尼专制王权崩溃后,“黑暗时代”获得自由的农民公社城市化和政治制度化的产物,希腊城邦是在古风时代初期通过“居地统一”(Synoikismos)运动确立的。
四、延续性中有新的元素—殖民运动和东方的影响
20世纪以来,更多学者将希腊城邦兴起问题置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其中有两种比较引人注目的学术趋向:一是将几乎同时的两股历史发展潮流联系起来,即考察殖民运动与城邦兴起的关系;二是将所谓的“东方化革命”与希腊城邦的兴起联系起来。

前文所述的一些学者,包括埃伦伯格都曾经论及殖民运动与希腊城邦发展的关系。加埃塔诺 · 德桑克提斯(Gaetano de Sanctis)在其专著《希腊史》(Storia dei Greci)中认为,殖民运动确立了希腊人的民族认同,而且推动了希腊本土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上的发展又促进了政治的发展,个人开始得到解放,贵族政治结构陷入崩溃,最终促成了希腊本土政治上的民主化。埃伦伯格在《城邦何时兴起》一文中也曾提及,在城邦的发展过程中,从东到西的潮流发挥了作用,小亚细亚的殖民共同体不再是像母邦那样松散的族群组织,而是形成了有较强纽带的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推动了城邦制度的完善。斯诺德格拉斯指出,就政治发展来说(至少在亚该亚人的案例中),殖民地走在母邦之前,旧的希腊世界在随后模仿了这种政治发展。伊莱德·马尔金(Irad Malkin)在《网络与希腊认同的兴起》一文中引述了他的这一观点。马尔金自己的观点是,海外殖民形成和强化了“希腊性”(Greekness)的观念,首先是因为海外殖民者意识到他们自己与诸多“他者”的不同之处,其次是因为最初的殖民体验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马尔金在他的另外几部作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笔者基本认同前述中国学者的“渐次演化”论。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时代,再到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希腊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断裂,还有一定的连续性,并不存在所谓完全的“黑暗时代”。然而,古风时代的城邦毕竟不同于迈锡尼时代的王国,也不同于荷马时代的政治共同体,这一时期的社会还是有一些新的发展内容。这些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同一时期的另一种发展潮流,即殖民运动。在殖民活动和相应的商业活动中,希腊人与周边民族的文明交流也日益丰富。在周边其他文明和殖民运动的影响下,迈锡尼时代和荷马时代以来希腊社会的缓慢发展,在古风时代突然加快了步伐,这种加速发展的集中体现就是城邦的兴起。

关于古风时代早期东方文明对希腊的影响,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和讨论了。1870年,维也纳大学古典学教授亚历山大·孔兹(Alexander Conze)提出了“东方化”的概念,用来指称古代希腊的一种艺术风格。自此以后,学术界越来越密切地关注希腊艺术中的东方元素。后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古希腊文明中的东方元素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实物证明,并且这些考古证据还表明,东方的影响不仅限于艺术领域。1980年,奥斯温 · 默里进一步提出“东方化时代”的概念,他的专著《早期希腊》第六章的标题就是“东方化时代”。他不仅借用了这个艺术史的概念,而且将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推广到希腊社会的整体研究。他认为,“与近东的接触,给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650年那一个世纪的希腊社会带来了大量的变化。”1987年,马丁·伯纳尔出版了《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第一卷,随后20年间,又相继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虽然伯纳尔的激进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但是也激发了学界对古风时代早期希腊文明中东方元素的研究热情。1992年,沃尔特·伯克特修订了自己于1984年出版的德文著作并与他人合作将其译为英文,英文版的中文译名为《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早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他认为,“希腊文明的形成期正是它经历东方化革命的时代。”

由于“东方化革命”(约公元前750年—前650年)和“(公元前)8世纪革命”(约公元前800年—前700年)所指称的时代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而希腊城邦的兴起也确实和希腊与东方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基本同时发生,这两股历史潮流对希腊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因此一些学者将“东方化革命”与希腊城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将希腊城邦的兴起置于整个东地中海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中来考察。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是杨 · 莫里斯和伊莱德 · 马尔金。杨 · 莫里斯认为,公元前8世纪中期开始的社会结构转变,是更大范围内人们对于共同体的观念转变的一部分,这种观念转变在希腊的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实际上,这种转变来源于地中海世界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可以看作是人们关于神灵、过去、空间组织的新观念的结果。伊莱德 · 马尔金认为,地中海世界可以看成一个整体的网络,希腊是这个大的网络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像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的《海外希腊人》所暗示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因此,希腊城邦的兴起,应该放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

笔者要补充的是,莫里斯所说的关于“共同体”的新观念的出现,马尔金所说的地中海网络世界的形成,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公元前8世纪中期以来,由于人口的增长,希腊世界的农业技术快速发展,商业活动和移民活动也再度频繁。在商业活动和移民活动中,希腊人与地中海及其周边民族的文明交流也日益丰富。由于希腊世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周边其他文明的影响,迈锡尼时代和荷马时代以来希腊社会的缓慢发展,在古风时代突然加快了步伐,这种加速发展的集中体现就是城邦的兴起。

笔者认为,希腊社会虽然在公元前8世纪有一个加快发展的时期,并且这种加快发展确实在某些层面受到了东方文明的影响,但是在与东方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希腊人所汲取的总是那些适应自己本土土壤的元素,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东方社会完全迥异的公民集体社会城邦体制。东方的影响只是在社会的某些层面强化或加速了固有的趋向而已。因此,要在“东方化革命”和希腊城邦的兴起之间建立起本质性的关联,特别是从艺术风格和物质文化的引入进一步延伸到政治和社会结构变化,中间的联结仍需要更深入的讨论。就目前的早期希腊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来看,二者之间联系的证据明显不够,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才能够进一步深入讨论。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早期希腊历史研究的路数和理论经历了“以文献为基础——以考古为基础——文献与考古相结合”这样几次转向。这几次转向显示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一些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检验。

在埃伦伯格的时代,古希腊史的研究主要是依靠对传统文献的分析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当然,文献确实是古史研究的基础,所以后来的芬利等人也基本延续了这种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古史研究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即更多利用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来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在这个转向过程中,斯诺德格拉斯和杨 · 莫里斯是两位代表性的学者。不过,二者虽然是师生关系,并且都是考古学专业学者,但是他们对公元前8世纪希腊社会发展模式的看法却有很大区别。其原因在于,斯诺德格拉斯更倾向于用考古学资料去证实此前的理论体系,而杨 · 莫里斯是通过对具体考古证据的分析来修正相应的理论体系。在这个转向过程中,中国学者也更多地借鉴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解释框架。

当然,从梳理学术史的阶段性来说,可以说这种转向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具体到每个学者的研究,则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除了早期的埃伦伯格基本上是以纯文本为研究资料,后来的其他学者基本上都既利用了文献资料,也利用了考古资料,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以文献为基础进行研究的斯塔尔也引用了不少考古资料,以考古为基础进行研究的杨 · 莫里斯也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诗歌材料。

我们还可以看到,不管是以文献为基础,还是以考古资料为基础,早期学者们的关注焦点都在希腊世界内部,基本上都强调城邦是希腊世界的独特产物。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希腊城邦兴起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把考古学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这代表了早期希腊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转向。同时,一些学者还进一步把希腊城邦的兴起置于整个东地中海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来考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史研究方法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影响。但是,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引入,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检验。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夏季号,作者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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