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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0 20:58: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孟宪实
文章来源: 澎湃新闻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刘泽华


去年的5月8日,刘泽华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从得知噩耗的那天,就想着应该写点什么,表达哀思以示纪念。思绪混乱,完全没有头绪。跟先生交往的很多镜头从脑海中飞过,就是抓不住任何线索。

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

1979年,我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入学开始,就面临两个大课题,一是从乡下到了城市,好多事不会做,比如怎么乘公共汽车。二是如何读书学习,比如是跟随老师的作业,还是自己到图书馆摸索。学历史到底要干什么?当初报考,就因为历史故事好玩,有文学性,显然这不是历史学的使命。那应该怎么办?一头雾水。从高中生变成大学生,自觉太幼稚,看着同班那些有社会阅历的同学,内心很是茫然。

当时,正是刘泽华先生的传奇时代,一入学,满耳朵都是刘先生的传奇故事。现在已经记不起来是谁说的,多半是高年级的同学。刘先生是老革命,是晋察冀根据地出身的革命者,出生入死,打过游击。后来,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是传说,不是事实。又说,刘先生不仅根红苗正,而且“有思想”。当初,说谁“有思想”,几乎是最高级评价。曾经,刘先生在《南开学报》上发表一篇论文,说秦始皇也有问题,并不全是功绩。结果得罪了“文革”中的当权派,那一期学报被勒令收回销毁。“文革”之后,这篇文章被平反,《南开学报》重新刊登,并隆重地配上说明。这事是真的,当时还专门去找过这期学报拜读。还有一种说法,说刘先生如今获得国家高级领导的称赞,凡是刘先生写的文章,必须重点刊发。这也是传说,没有根据。大约是刘先生经常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人们才如此附会。

传说故事太多,但没有机会见过先生,心里总在暗想,刘先生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想来想去,还是不脱老一套,有学问有思想的人,应该符合两个标准,一是读书多 ,二是很低调,低调的意思是不容易引起注意。有一天在图书馆,我终于发现了刘先生。他从图书馆教师阅览室借出了很多书,足有十几本。戴着高度近视镜,人很消瘦,甚至有点弓背。图书管理员对他十分尊敬,跑前跑后为他服务。我心跳得厉害,两眼盯住刘先生不放。他离开图书馆,我也跟了出去。不敢上前打招呼,只能在后面悄悄地盯梢。刘先生走远了,我依然激动不已。回到宿舍,我把重大发现告诉舍友,他们一副置之不理的样子,让我很失望。其实,他们也没有见过刘先生,不能为我提供是否证明。

幸亏我的追星行为很谨慎,否则会更尴尬。终于在历史系的一个什么师生都参加的大会上,刘先生被介绍出场。黑框眼镜,遮不住两眼炯炯有神。很多年以后,一想到刘先生,就首先看到他的眼光,真诚而有穿透力,好像是透过你,看着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哪里消瘦?又高又壮,完全像个体力劳动者。当时老师们的着装都极朴素,坐在刘先生身边的系主任魏宏运先生,真正的革命家出身,笑眯眯的也是一身朴素。不过,刘先生一直这么朴素,偶尔看见刘先生穿西装的照片,总觉得不很自然,不知道是他不自在,还是我看着不习惯。后来与刘先生来往多了,也常去先生家。先生在家自然是穿拖鞋,最喜欢穿棉线袜子,多少年都如此:袜筒已经松懈,懒散地堆在拖鞋上。我曾在图书馆发现过刘先生,当然是认错了人,那个故事别人早忘了,我更不好意思提起。

刘先生在那时上的都是选修课,“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阶级关系史”“史学理论”等等。我自然有课就上,感受到强烈的思想激荡,十分过瘾。有一次,忽然发现大学时候偶而会记日记,刘先生的政治思想史我得了八十五分,王连生先生的古代政治制度史也是八十五分,反而是南炳文先生的明清史课获得了优等。结果呢,谁会知道,我现在的主营方向是隋唐史。毕业论文跟随刘先生作,当时的选题是汉初的黄老政治思想。其他都忘记了,只记得刘先生的教导:论文要前后衔接,前面说到的话题,后面一定要接上,如你说“这一点很重要”,那么下文一定要回答怎么重要,为什么重要。

大学毕业时,当时还是组织分配,主管老师的意见影响一生。当时气氛诡异,人心混乱。主管老师发动班里的党员同学主动申请去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不是党员的同学都有压力,不知何去何从。我还专门去刘先生家请教,应该怎么办啊。刘先生说:不必响应,人生路很长,一生都是为党贡献的机会,不在一时。其实,还是不懂。多年以后,慢慢想明白了,刘先生也没有把话说透彻,根本上说:摆拍的事不必在意。刘先生当时没有点明,应该是担心学生接受不了。当年的分配时代,在南开有“天南海北”和“新西兰”的说法,前者为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后者为新疆、西藏、甘肃。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我去了新疆。

临行,去跟先生告别。先生的话,从此成为我人生重要的动力。只要自己不沉沦,努力上进,人生就永远有希望。在哪里生活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坚持学习,坚持思考。刘先生反复强调思考这个概念,并不断地用手指指向自己的头。学习、思考、再学习、再思考。多年以来,每当想到刘先生,就感到自己的头被敲击。难道,当初刘先生就已经敲击了我的脑袋?在新疆工作的日子里,一直保持跟刘先生的联系,回老家探亲,通常都要路过天津,去看望刘先生。这时,就会获得刘先生的新作,聆听先生的教诲。工作几年之后,回到刘先生身边继续读书的愿望越发强烈,当然,路径只有考研究生。1987年,所在的新疆师大终于批准了我的考试申请,初试之后是复试,重回南开读书的美好憧憬,代替了分配时期留下来的噩梦。当时有好多大学同学重回南开,马上就能“旧梦重温”了。

谁能想到,结果是更大的噩梦。新疆师大的领导,不知道忽然想起什么,在我复试已经通过的情况下,决定不许我去读书。有位副校长,利用在天津出差的机会,专门到南开大学,要求南开不要录取我,遭到拒绝。一切手续都合法,用什么理由呢?看来副校长大人也提不出有说服力的理据,所以我顺利收到录取通知书。但是新疆师大却拒绝给我办入学手续,不予说明,不出示理据,就是不办。重回南开的梦,就这样破碎了。刘先生来信安慰,我也得安慰刘先生,因为这肯定耽误了先生的招生计划。太阳照常升起,但光临新疆总要晚些。

又过了几年,我已经调离了教师岗位,到新师大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领导开明,允许我报考199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助教进修班。从此便与北大结下缘分。2001年,北大博士毕业,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机会再回南开,成为刘先生名下的博士后。整整十八年,终于正式重回南开园。从1989年开始,我读书的注意力从思想史转移到社会史,这次跟刘先生作的课题是《敦煌民间结社研究》。看上去,这是一个标准的社会史题目,但思想无处不在,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观察民间结社问题,值得深思之处很多。民众的社会行为,体现怎样的思想观念,这显然是一个重要问题。2003年,北京大闹非典的日子,我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2009年出版,刘先生极认真地写下序言。什么叫画龙点睛?这是我第一次理解这个成语。


《中国的王权主义》


在人民大学教书,跟刘先生的距离更近了,联系更容易了。我上过全校通选“中国通史”这门课,当时把刘先生的专著《中国的王权主义》当参考书推荐给同学,而有的同学很认真,写出很好的读书报告。这时刘先生早就使用电脑,用网络通信。我把学生的报告发给先生,先生看得高兴,作大段的评语。刘先生晚年主要住在美国,联络方式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回国的时候,也会见面,先生对国内学界动向一直很关注。刘先生始终保持很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社会。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我因缘际会成为国学院的教师。刘先生对国学热很有兴趣,而对国学保持很警惕的目光。我们往来信件讨论相关问题,让我感到,刘先生的批判火力依然猛烈。比起先生的敏锐,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迟钝,立场也越来越像文化保守主义者。有一次来信,说到“儒家宪政”,刘先生指出如果“儒家宪政”可行,那么“法家宪政”是否可行?“墨家宪政”是否可行?我当然不是“儒家宪政”派,我以为如今的“儒家宪政”可以比拟当初的“孔教会”,是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时思想现象而已,不必太重视。我的态度似乎比先生还超然淡定,而刘先生却批判火力十足,可见先生始终保持着的批判精神,锋芒依旧,未曾稍退。2014年,先生的友朋弟子为先生八十大寿集会,不过当时没有使用这个名义。有专门研究史学理论的同行,发表论文,高度评价,称刘先生的史学为“南开学派”,也有先生认为叫做“五四学派”更合适。凡此等等,说明先生的学术已经深得学界认同。


刘泽华


先生去世之后,《南方人物周刊》曾发表一篇纪念文章,称作《反思者刘泽华》。反思,就是批判。在刘先生的思想认识中,学者的使命本该如此。刘先生著作丰富,他的思想已经获得系统深刻表达。跟刘先生学习,被先生耳提面命,体会最深的是两个方面。

首先,历史学的特性何在。历史学以历史为研究对象,而历史是既往的,所以历史学只能去认识历史,不能实践历史。这样一来,历史学的特性就属于认识论问题,具有思想性特征。获得历史认识的发展或者飞跃,历史资料固然重要,认识主体的自由状态同样重要。刘先生写过文章,强调认识过程,除了认识对象不该有任何禁区。历史学的研究,可以根据认识对象产生各种史学,经济史、社会史,都不成问题。但是,最终的历史认识,一定要抽象为思想认识,即思想概括。思想性的历史概括,完成的是从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的过程。史学的工作可以分作多个阶段,而思想性的概括没有完成,那么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没有实现。当然,史学研究的全过程是全体史学工作者共同完成的,具体到个体的史学家,完成阶段性的史学工作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史学的思想概括是否准确,由谁来判断呢?史学认识无法经过实践来检验,人的判断又会有局限,那么历史认识如何检验呢?刘先生的观点是,史料既是历史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历史认识的结论如果经不起史料的检验,只能宣告失败。史料的信息,或许有多重含义,不同史料之间也常常会有冲突,信任史料不是单纯的,史料也需要检验,史料的去伪存真工作程序是必要的。如果史料信息确实无法确定,只能等待更新的史料出现,这时,历史认识的结论势必陷入公婆各有理的状态。历史学的争论常常一时无解,这便是基本根源。

其次,历史学家的意义何在。历史学的研究,史料与史学家的结合是基本形态,就如同农民与土地的结合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除了新史料的发现之外,重要的是史家的不同。除了史料之外,史学家还要面对前代学者,批判与反思,主要是针对前代史家的。推陈出新,批判思维,都有针对前代史家的意义。这是史学时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此外,史家必须观察现实,理清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脉络,从现实社会观察中获得灵感和启发,从而为更恰当的反思与批判提供动力。史家的时代性,更重要的是回应现实对历史提出的课题。刘先生反对躲进书斋、拒绝现实接触的历史学,不能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就是拒绝历史学的基本使命。刘先生一代学者,经过了“文革”的全部过程,对于“影射史学”从心里反感。刘先生认为,“影射史学”是史学对政治的投降,是放弃了史学的特有价值。毕竟史学是一个独立学科,史学的本质与方法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没有史料根据的任何历史认识,都是打着史学幌子的骗子。历史学家对现实的回应,必须采取历史学的方法,否则就是政治学、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等等,与史学无关。历史学家应该保持头脑清楚,对现实社会的观察要敏感灵动,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一个时代的史学使命。

理解就是体会,包含了自己的认识。希望刘先生同意并赞同。在先生驾鹤西去的周年,一篇小文,略表怀念。祝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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