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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6 18:37: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鸣鹤书苑
文章来源: 鸣鹤书苑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德国考古学者宣布,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发现一处有3400年历史的宫殿遗迹。据当地媒体报道,遗迹位于当地一处水库中。严重干旱导致水库水位下降,该遗迹才得以露出水面。考古学家称这处宫殿遗迹,可追溯至公元前15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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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6月28日报道,该宫殿名为Kemune,遗址位于距底格里斯河约65英尺(19米)的摩苏尔(Mosul Dam)水库下方。该宫殿在一个长1千米,宽500米的古代城区中。城区内部房屋宽阔,道路网复杂,还有一处墓地。考古人员表示,宫殿周边围有一圈泥筑墙壁,墙壁不仅能稳定建筑,还为这座宫殿增色不少。宫殿墙面厚约2米,部分地方墙高超过2米。宫殿本身设计精美,不少房间砌有水泥,内部还涂有罕见的红蓝两色壁画。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10块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目前,这些泥板已被送往德国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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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坦尼王国存在大约200多年,即从公元前1550年—1350年,统治中心在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的北部,最初以加喜特巴比伦王朝入侵者的形象出现在近东的历史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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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坦尼首都旧址

米坦尼王国作为古代近东地区(Ancient Near East)国家之一,此前很少受到研究。但在此次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不仅第二次发掘出米坦尼王国时期的壁画,还发现了文字记录。考古学家伊万娜·普尔吉兹(Ivana Puljiz)表示:“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些文字记录研究米坦尼王国的组织结构和经济情况,探究米坦尼首都与邻近行政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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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因为水库水位不断上涨,德国考古团队与伊拉克考古团队正在加紧合作,不过预估只剩下3个星期的挖掘时间。此次发掘工作结束后不久,该遗址又再度被淹没,不知何时会再度浮出水面。(袁原 新华社微特稿 中国小康网 )

专家确认郑州青台遗址“北斗九星”
为5000多年前天文遗迹

郑州青台遗址发掘出的“北斗九星”,20日被专家确认为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中期的天文遗迹,将中国“观象授时”的历史提前了近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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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青台遗址出土的器物(资料图片)。 图片来自郑州市文物局

20日,由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青台遗址天文遗迹专家鉴定研讨会”在郑州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30多位天文学家、天文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与会。

在现场考察和认真研讨后,专家们一致认为,青台遗址发现的“北斗九星”标志物大小与天体实际亮度基本一致,为天文遗迹无疑。“北斗九星”与周围祭祀遗迹构成整体,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斗建”和“冬至祭天”相符,对研究中国早期天文学和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指出,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有“北斗七星”和“北斗九星”之说,在“北斗七星”的基础上增加两星形成“北斗九星”。“北斗九星”遗迹的发现,表明青台先民已具备一定天文知识,对北斗天体的崇拜可能已形成一套隆重祭祀仪式,用以观察节气、祈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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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青台遗址出土的器物(资料图片)。 图片来自郑州市文物局

《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有专家认为,青台遗址“北斗九星”斗柄西南的一颗星,可能就是与这一记载有关的“景星”,如果“景星”的发现与古文献记载相互验证,将是中国天文学史的重要发现。

据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介绍,青台遗址是近年新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时期大型环壕聚落,已发现有三重环壕,总面积约31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九个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斗柄向北,九星罐东部有黄土圜丘,周边分布有同时期瓮棺以及不同时期的墓葬、臼类遗存及祭祀坑等相关遗迹。

距今约4200年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观象台,是近年来中国远古时期天文历法研究最重要的发现,青台遗址天文遗迹的发现是中国天文历法研究的又一突破。专家认为,青台“北斗九星”祭祀遗迹有明确的考古学文化和地层关系,它的发现说明中国古代对“北斗”天象和“斗柄授时”的观测已非常精确。(原文刊于:新华网 来源:中国考古网)


山西朔州发现一处元代壁画墓

20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布消息,该所近期在朔州市朔城区官地村发现一座元代壁画墓,考古人员正在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

今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朔州市朔城区文物旅游局,对朔城区沙塄河乡官地村被盗古墓葬进行抢救发掘,清理元代砖室壁画墓一座。该墓的墓葬型式为凸字形土圹砖室墓,墓室是仿木结构形制,雕绘出梁、枋、斗栱、椽、檐、门等,壁上绘有精美的图案与壁画,色彩鲜艳、画工精细。

其中,砖室壁画保存较完整,有主题彩绘壁画共计7幅,主要为茶酒供桌、侍奉、山水屏风图。在这座墓室中,最精美的壁画当属东壁上所绘的4个仕女,其形态各异,人物造型准确、线条流畅、着色艳丽。仕女着装、发型充分展现了元代晋北地区女性服饰的时尚与朝流,仕女手中所持餐具与盘中祭献的猪头等食物,意味着元朝时期显贵家族的富足生活与侍奉习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发掘最有价值的随葬品,是仅存的一块朱书墓志砖,上面书写有“祖耶耶(爷爷)张得林娘娘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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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墓室东壁仕女。(图片由省考古研究所提供)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晓毅称,朔州地区以往发现元墓较少,这次考古工作丰富了该区域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为了解元时期的葬俗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资料。(原文刊于:中国新闻网)  来源:中国考古网

山西垣曲发现一处宋金时期古墓
距今800多年历史

从山西省垣曲县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当地群众近日在垣曲县一处办公楼进行自来水改造施工时,发现一座砖石古墓,经文物专家抢救性清理,确认此墓葬为宋金时期墓葬,距今约 800 多年历史。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表示,此次发现的墓葬位于垣曲县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东侧,墓葬口距离地面约3米,墓葬坐北向南,为仿木建筑的砖室墓,由墓道和墓室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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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在施工时,发现一处砖石古墓

墓室为方形砖砌仿木穹顶结构,墓室四角均有砖砌柱子,上施普柏枋、角拱及补间斗拱,四面均为砖雕花卉的格扇门,整体砖雕栩栩如生。

考古人员在墓室内发掘出黑釉罐、白瓷碗、黑瓷碗、瓜棱罐等 9 件陪葬物。" 整个墓室保存完好,无渗水塌陷,无盗墓痕迹。现场发现的一块墓志铭,上面有‘大金 XX 年’字样,经初步推测,这是距今约 800 多年的金代夫妻合葬墓。" 垣曲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侯小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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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墓葬口往里看,砖室内砖雕栩栩如生

据了解,地处山西省南部的垣曲县在金代隶属于河东南路绛州府," 绍兴议和 " 之后,为了加强统治,金朝将大批女真人迁入山西地区,深刻影响了山西地域文化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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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葬内部的场景,四角均有砖砌柱子,有角拱及补间斗拱,四面均为砖雕花卉的格扇门

侯小朝表示,在垣曲境内能够发掘出如此精美、保存完好的宋金时期古墓,对研究当时人们对殡葬文化的考究,以及那一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家庭状况、建筑结构与风格、服饰装扮以及雕刻、烧窑技艺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来源:新华社 考古中国)


广州大佛寺南院建设工地考古获重要发现:考古工作者清理出晚唐大规模陶器堆积和南汉大型砖铺地面

从2018年9月开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广州大佛寺南院工程建设范围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600平方米,考古发现唐、五代、宋、明、清时期文化遗存,清理磉墩、灰坑、水井、路面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及宋代遗物。

6月27日,记者来到大佛寺南院区工程考古发掘工地现场,项目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惠新中街21号广州大佛寺院内,是广州市“广州古城至珠江北岸”地下文物埋藏区。记者在现场看到,发掘工地呈方形,深达2.5米,在工地旁边发掘出的泥土来看,内有不少蚝壳等贝类遗体。考古工作人员已经清理出三筐陶器、釉陶器残件、碎片,其中有部分器形较为完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易西兵告诉记者,本次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是晚唐时期大规模陶器堆积和五代南汉时期大型砖铺地面。

其中,晚唐时期陶器堆积为一不规则灰坑状遗迹,灰坑南北8.5长、东西宽6.2、残深0.5米。坑内集中埋藏大量陶器和釉陶器,总数超过100件,包括坛、罐、碗、执壶等,大部分残损,也有少量较完整者。一些罐内放置有碗、小壶等器物,刚清理出土时还发现一些器物间有稻草残留。初步判断,这批陶器和釉陶器很可能是运输过程中残损,从码头上岸后被发现并挑捡出来堆放于此。结合遗址的历史地理环境分析,附近很可能原有运输陶瓷器的码头,据此也表明唐代的珠江北岸就在今惠福西路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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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佛寺南院建设工地考古发掘现场。武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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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大规模陶器堆积。武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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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汉大型砖铺地面。武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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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易西兵在介绍考古发掘情况。武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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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部分发掘出觉得较为完整的陶器残件。
武勇/摄
五代南汉时期砖铺地面位于发掘区西部,保存基本完好,清理出来的部分总面积约150平方米。东部原有台阶连接东侧的建筑物,建筑物已不存。地面用青灰砖或黄灰砖铺砌,部分区域呈“人”字形纹饰。砖铺地面中部加建一条东西向砖铺走道,也是“人”字形铺砌,宽3.7米。发掘可知,砖铺地面下面原为河滩淤积,铺砖时先垫一层厚约30厘米的填土,平整后再铺砖。从发掘情况判断,砖铺地面应为一大型建筑群的室外庭院地面,其周边很可能原有成组的大型建筑。结合中山四路考古发现的南汉宫苑遗址判断,该建筑群规模很大、等级很高,应当属于官衙建筑,也可能与佛寺有关。

唐末五代时期是广州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史载刘隐、刘岩兄弟凿平禺山筑新南城。刘岩称帝后又改广州为兴王府,并大兴土木,修建离宫别苑和佛寺。近年来,广州城内已经先后发现多处的遗址。易西兵表示,目前关于这些陶器、釉陶器的器形、窑址等内容的分析研究仍在进行中,本次考古发掘对晚唐、南汉时期的社会生活、陶瓷器等内容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研究晚唐五代时期的广州城市发展、珠江岸线的变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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