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热搜: 罗马 希腊

6891

主题

3万

帖子

6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66971
发表于 2019-6-13 12:47: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汤志钧
文章来源: 澎湃新闻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我是江苏常州人。1924年出生,我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早逝。
        我爷爷是清朝的廪生。父亲是清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毕业的,就是现在的交通大学,是唐文治的学生。父亲是学文科的,中文很好,英文、日文也好,但父亲从来不教我,他说“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就是说古代的时候易子而教,只能教外人,不能教自己的儿子。他用这个借口不教我。
        我上小学时,父亲在南京一家报馆工作,他在那待了好久。我表兄程中行是中央日报社社长,他请我父亲去的。后来父亲在常州、上海的中学里做老师,教语文。再后来父亲去了商务印书馆,当时商务有好多常州人,里面的庄俞是我的堂舅舅。他在商务工作的时间不是太长,大概三五年。父亲从商务印书馆回来就基本上不工作了,有的时候去中学里面教教书,但时间都不长,他教着教着就不高兴教了。当时家境还可以,不工作也问题不大。父亲生活较懒散,注重享受,每天要到外面散散步、逛逛街、吃吃茶、抽抽烟。有时候高兴了,自己唱唱英文歌。
        我母亲叫庄箸成,比父亲小六岁,常州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庄存与是我母亲的第六代族祖。母亲是武进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家学也很好。因为父亲不教我,所以从小就是母亲教我。由于家族的影响,今文经学的起源、发展、近况她都很熟悉,母亲最早引发了我对经学的兴趣。天暖和的时候,我坐在一张竹榻上,母亲怕我热,一边给我扇扇子,一边教我背书。《论语》《孟子》就是那时候背熟的,到今天还会背。
        我母亲的表妹叫杨守玉,是后来很有名的刺绣大师。刘海粟是杨守玉的表哥,跟我家也算是亲戚。我小时候在常州见过他们,有一些印象。刘海粟夸夸其谈,说得多,有的时候做得不是太多,不过他本事是有的,成为很有名的美术家。杨守玉和刘海粟本来是准备订婚的,后来没有订成。具体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我在常州读新式小学,后来考入武进著名的“正衡中学”。1937年,我当时13岁,家里在常州最热闹的街上本来有一所老房子,那个地段很好,好像上海的南京路一样,做生意的人来来往往,结果日本人来了把房子烧掉了。房子被烧掉了,地还在,就把地租给人家盖房子,收点钱,这叫“租地造屋”,我们另外租一处房子住。人家租了我家的地皮造了一个“大观园”,这当时在常州很有影响,现在应该还在。父亲那时候不工作,母亲做过中学教师,补贴家用。她的老师很有名,吕凤子是她的美术教师。
        在学校,日本人要求我们读日文,因为有爱国心,不愿意读日文、接受奴化教育,我就回家了。家里请了两位家庭教师,一位叫做贺怀伯,他是清朝廪生,教国学的。他一般不轻易教人,教我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的夫人年纪很大,一直拿个拐杖,不大能行动,家里好像也没有孩子,两个人都由保姆照顾。我父亲和他熟,可能是因为父亲的关系,他教了我两年多。我那时候《孟子》都已经读过了,所以他教我《左传》,到现在有一些《左传》的句子我还可以背。我每天都到他那里去,他就把书拿出来,打开放在桌子上,也不看,就背书,讲到值得注意的地方就说:“哦,这个地方值得注意。”就是提示你这里有文章可以做。还有一位老师叫钱栗盂,教数学和英文,也是很有水平的,他教我也是跟我父亲熟的关系。两年多时间的学习,英语、数学进步很快,国文则大大进步。
        我们家里闭塞得很,一般不让出去,就在家里面读书。所以小时候除了上课读书,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家里生活还可以,衣、食、住、行方面我向来不大讲究,住的地方总是搬来搬去的,搬了好几个地方。很早的时候我们住过马山埠(庄存与故居),两年前我还到那边去看了一下,现在已经是个旅游景点了。

微信图片_20190613123617.jpg

汤志钧先生近照




        后来唐文治先生(1865-1954)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我父亲是唐先生的学生,见我国文基础好,就叫我到他的学校里去读书。入学的时候要做一篇作文,两个题目可以选择,《通天地人为儒论》和《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趋势》。我只关注国学,只晓得中国的古文,世界大战我也不懂,就选了第一个题目,结果就考取了。
        当时学校在今天的陕西南路、陕西北路附近,在租界里面可以教书。因为无锡国专曾经在广西,所以广西、广东的同学很多,一届学生有一两百人。我当时在班里是最小的,最大的已经三四十岁了。一年级是“通”的,二年级开始分班,有哲学、史地、文学三个班,每个班五六十人。我本来要选文学的,那时候都是写文言文,但有个同学根本不读书,就是在外面跳舞、玩,但人家文章写得很好,我写不过他,所以就进了历史专业。我小时候一直好胜。
        那个时候唐文治先生70多岁了,已双目失明,讲一口太仓话,广西、广东的同学都坐在后面,根本不听,因为听也没有用,一句都听不懂。我是常州人,离太仓不是太远,所以能听得懂,就坐在第一排。唐先生讲课也没有系统,想到什么就“啊啊啊”地讲,有一个叫陆修祜的助教给他做翻译。他当时主要讲十三经,讲课并不生动,跟吕思勉先生不能比。
        刚进无锡国专时,吕思勉先生给我们上了一整年的课,讲《左传》。吕思勉先生教书是很认真的,他很了不起,中国的古书很多都背得滚瓜烂熟,记忆力很强,讲到什么地方就背到什么地方。上他课的学生不是太多,有些学生觉得他讲得太深,听不懂。我都能听懂,因为我《左传》很熟,很多都背得出。他那个时候50岁,是学术的巅峰期。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他待任何人都很认真,人品好得不得了,诚恳得不得了。我有时候到他家里去,他很高兴,总是热情招待,请我饮黄酒,讲“山海经”。我讲话的时候他向来不插嘴,认认真真听完后再发表意见。他在上海住过好几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离我比较近,我那个时候经常去。他家里有个女儿,比我年龄大,也去世多年了,叫吕翼仁。他也有儿子,但早就去世了,所以他说“三世单传,自我而绝”。





3B238610-EDE4-4700-9848-04720247F218.jpeg

吕思勉先生信函


        周谷城先生教书随心所欲,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也不是很认真,只带个小字条做参考。有一天纸条忘带了,东找西找找不到,因此就开始乱七八糟地讲,讲吕不韦,讲讲笑笑就完了。他和毛泽东是同乡、同学,很要好的,毛泽东也是称赞他的。他人长得并不难看,也很爱装扮,要穿好衣服。日本人在的时候,家里没钱了,他也要穿较便宜的布料做的西装。抗战胜利了,情况好转了,他的书印了好几百本,稿费有了,他高兴得了不得,买了好几套西装,他喜欢跳舞,夫人也跳得好,所以衣服穿得很漂亮、讲究。

周予同先生讲经学史,讲得很好,上课规规矩矩的,不像周谷城先生那样随便。周予同先生后来的一些文章是我写的,一共七篇文章,很有影响,署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不过这点他不隐瞒,他说:我和汤志钧合作的文章都是他写的,我就是改改标点。

后来周予同先生跟我讲,他去过梁启超先生的办公室。那是“五四运动”前后,他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学生,梁启超在那任教。梁先生在北京有两套房子,周予同去他家里,刚好来了客人,梁启超就去接待了。周予同乘机悄悄地钻进梁先生的书房,想看看他读什么书、怎么做学问。书房的地上到处都是书,东一捆西一捆的,他也没有什么札记、卡片,就是把书翻开来放在地上。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很认真的。

周谷城、周予同先生对待学生都很好,很诚恳。吕思勉先生特别受学生欢迎,吕先生一个是诚恳,第二个是认真,是老师里最认真的,任何一个小问题问他,他都给学生写一篇文章回答。当时都是用毛笔,他字也写得很好,有些我现在还保留着。

我在无锡国专上学时没听说过“国专三杰”(编注:王蘧常、吴其昌、唐兰),这是后来的称呼。唐兰我认识的。吴其昌我不熟,他是梁启超的学生,也教过我。王蘧常印象还蛮深的,他是教务长,但他不大来学校。王蘧常对古书也是很熟的,他讲《论语》《孟子》,讲标点应该标在哪。他个子矮,闭着眼睛慢慢地讲,好像老学究一样,摇头晃脑。他穿中式服装,还要套个马褂,很讲究。王蘧常字写得好,“章草”没有人写得过他。


微信图片_20190613123919.jpg


王蘧常先生信函


当时钱仲联的课最多,因为他是专任的,周予同、周谷城都是兼任的,他们还在暨南大学讲课,暨南大学和无锡国专都在戈登路(今江宁路)上。钱仲联教书一口常熟土音,很多同学一句也听不懂。他学问很好,有的古书他都背得出,写文章快得很,文章也写得好。夏承焘我也听过他的课,但是听得不多,因为他是教宋词的,和我关系不大。他教书并不好,也是一口常熟话。

许国璋那时候还是助教,在无锡国专教英文,教得很好,但有的学生不听,对英文不感兴趣。我那时候天天读英文,因为英文这个东西,不读就会忘掉。我对许国璋印象很深,他教书喜欢跑来跑去,从第一排跑到最后一排,转来转去,跑跑讲讲。那时候他还没名,后来去美国留学就很有名了。他比我大不到十岁。

我当时住在我姑母家里,在租界里面,她家里经济条件很好。姑母的儿子、我的表兄程中行当过中央日报社社长,他中文很好,年龄比我大好多,他的女儿和我一样年龄,后来他和家人都去了台湾。

那时候的四马路、现在叫福州路,有很多专门是卖书的书店,一有时间都是到那里去买书看书。大大小小的书店,旧书店很多,有的旧书又好又便宜,就是要自己做好选择。

除了看书,我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爱好。后来经常去鸿英图书馆,馆长叫蒋竹庄,他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常州人。图书馆离姑母家很远,但是我每天都去,那个时候公共汽车很少的,都是电车,电车价钱很贵,我一般都是走路,要走一个小时。早上很早就去,中午到吃饭时间再走回来,下午就不去了。

我在无锡国专读到1941年,1941年到1945年回常州教书了。当时常州沦陷了,城里日本人管得很严,有的要你鞠躬,有的要你敬礼,有的要拿良民证给他看一看,气死我了,我不高兴在城里,农村日本人管不到。经一个周姓同学介绍,我去了离常州城40里的一个农村学校教书,这里是他的老家,没有日本人来过。

教书的学校是一个类似中专的学校,人不是太多,但也有100人以上。我所有年级都教,教语文、历史,四书五经也教过,地理、英文也教过,还教过自然科学的课。我当时年纪很轻,才18岁,有的学生年龄比我都大,所以我就冒充自己24岁。

1945年,“8·15”日本投降的时候我还在常州乡下教书,是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日本投降后各地都有游行,热闹得不得了,我的学生们都到城里面去游行了,我没去,但我支持他们去。

抗战胜利后我就回到上海继续读书了,因为之前的书没读完。先到复旦,没有多久又回到无锡国专了,几年前任教的老师有的在,有的不在了。吕思勉先生还在,周谷城到内地去了,周予同回家了。

复学期间,我和同学郁慕云相识,后来她成了我的爱人。我当时22岁左右,她比我小两岁,20岁多一点,她比我低几届,是学文学的。当时郁家在上海是很有名的,上海有几条弄堂就是她家的,有几十户人家,现在这几条弄堂还在。他们家原来是做生意的,抗战后她父亲不做生意了,开了一个“郁良心堂”,与上海话“有良心”谐音,专门做慈善。他们家是大资本家,但是做了很多善事,修路、做慈善,捐了很多钱。她父亲有四个男孩,带了两个到台湾去,两个留在大陆,后来有一个到美国去了,所以大陆就剩一个儿子。他们是1948年去台湾的,没有想到去了就不回来了。郁慕明是我的小舅子,他是被带到台湾的郁家小儿子。


微信图片_20190613123928.jpg


1992年6月13日,汤志钧与夫人郁慕云,摄于日本立教大学


那时候我家里面很穷,要自己想办法维持生活,她家里面很有钱。对于我们的婚事,我家里没有反对,我爸爸不管我的。她家里面开始是反对的,但是她和我感情很好,这个就很不容易。她父亲没有办法,看看我还可以,就让女儿嫁给我了,没有嫌我穷。她父亲为人其实挺好的,就是有很浓的传统思想。1947年我们结婚,其实在那之前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结婚后我们就回到常州教书了,我在常州第一中学,她在常州第二女子中学,离得不远。我们的四个孩子都是在常州出生的,她除了教书还要管家务,家里四个孩子要带,很忙,所以她班里学生的作文卷子都是我改的。她带两个班,100个学生的卷子,我一个晚上不睡觉就改完了。过去改作文不像现在,作文卷是要有批语的,这个文章怎样怎样,写批语。除了在常州第一中学里面教书,我还在其他中学里兼课,所以在当地来说收入还算可以,我们还雇用了保姆。

那时候学校里有一架钢琴,放在那里也没人用,我高兴的时候就弹弹,弹抗战曲子《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的琴弹得蛮好的,左边右边都可以,两个手交叉也会,不过不教书以后就不大弹了。除了弹琴就是看书了,看《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之类的中国古典小说,再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著述看得多。

教书之外,我乐在自己高兴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戊戌变法搞得比较多一点,我一直对这个有兴趣,家里还有一些庄家留下的资料和书。但那时要备课、上课,没有太多时间,只能晚上搞自己的东西,每天工作到凌晨一点钟左右,早上还要很早起来。中午有休息的时间,我就跑到家里休息,睡到两三点钟,再回去上班。

1955年“反胡风运动”我受了批判,我那时候还在常州中学教书。受批判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受批判好多次了,但这个可能是第一次。这次受批判是得罪了当时的校长,过去都要拍领导的马屁,我们这个校长原来是小学教师,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就来到中学当校长了。他教小学水平有限,给他提意见他不听,我就和他吵起来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没有拘束,不高兴我就提意见,他就记仇了,运动来了把我列为“胡风分子”。把我和胡风放在一起真是稀奇古怪,批判的时候我才知道胡风是谁,之前根本不知道,居然也能扯上关系。

吕思勉先生欢喜养猫,生了小猫要送人,就给我写了封信,信上说要“寻找可靠的人家”,结果这句话让人家注意了,指责说什么叫“可靠的人家”?什么关系?哪个党的?真是“欲将其罪,何患无辞”。吕思勉是一个好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先生,他一辈子就是教书,运动来了,连吕先生都怀疑。

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成立,要招聘专家。当时我自己做经学研究,已经出了《戊戌变法史论》(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9月出版)。我就不管自己是不是专家,把写过的文章寄给招聘委员会,结果通过了。本来要去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结果上海正在筹建一个经济所、一个历史所,我一个中学教师,就这样到了上海。我爱人也一起过来了,她在历史所做了十年临时工,没有转正,没有正式编制。她脾气是非常好的,一直在资料室整理图书、编目录,很耐心。

当时上海文化领域的最高领导是李亚农。一开始我对李亚农的印象不好,是因为招聘时的面试。他招聘的时候跟我说,清朝人都到五十岁才出书,你三十岁出什么书。我想清朝人五十岁出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三十岁出书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对他很有意见。当时不知道我的第二本书《戊戌变法史论丛》还是他介绍出版的,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问他,他说汤志钧的稿子好,就这样出版了。当年出书很严格,他能帮助的就尽量帮助,这个人人品好。

李亚农是老党员了,他和陈毅是老乡,关系很好。他在日本被关押多年,后来去搞考古的东西,因为在监狱里面旁的干不了,考古的东西日本人不懂,他就专门研究考古,研究甲骨文。回国以后,大概三几年、四几年就到新四军去了,他会日文。

由于长时间坐牢,李亚农经常头痛胸闷,他有一个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要坐小汽车出去兜个圈子,人家就批评他利用公家的车子到外面游山玩水。他说他不兜一圈上不来气,去外面兜一圈气就通了,看来他的病痛是多么严重。因为身体不好,李亚农脾气很大,有的人他不高兴见,连眼睛也不抬,不接待;人家要是麻烦他,他不高兴,说话就阴阳怪气的,有时候说骂就骂。李亚农一直在家里养病,就挂个名,到历史所只来过几次,认识他的人没几个,除非到他家里去过。

李亚农不管事情,具体事情都是副所长徐仑负责。他是一个蛮好的老党员,是地下党,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徐仑看见李亚农很是害怕,动也不敢动,我看着有趣。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刚建所时研究人员一共就四五人(除领导和行政人员):方诗铭、杨福根、洪廷彦和我。方诗铭一直在历史所;杨福根在日据时期做过小学校长,所以后来所里不要他了;洪廷彦是周谷城的女婿;历史所的书记是奚原,他是老革命。其他行政人员也很少。后来奚原和洪廷彦到北京去了,就没有联系了。

杨宽和我一起共事时间最长,有二三十年。他是吕思勉比较出名的学生,历史所建所的时候他就在,是兼职副所长,后来到复旦去了,之后又去了美国。杨宽是个书呆子,我和他到四川去开会,要待一个多月,我带了200块钱,他就带了20块,那时候我工资比他低得多。他也不是小气,就是不懂得市面行情,两耳不闻窗外事,外面的东西他什么都不知道。看到了书想买又没有钱买,还是我借给他。杨宽每天就是看书、写东西,他不讲究,就在练习簿上写文章的底稿,但他文章写得很快。

那个时候刚刚建所,李亚农要买书,筹建资料室,向有关部门申请经费。有人向他提反对意见,李亚农说“我要看!”人家吓得不得了,马上给拨款。当时拨了好像是两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就由我和杨康年负责找书、买书。

上海有一个文物仓库,解放以后国民党的官僚都逃跑了,家里的书被抄走,收集起来就堆在那里,有好多书,公家来买,都不要钱。特别是从李鸿章后人那抄来的,因为李鸿章的家在上海,他自己的藏书都在里面,起码有几十部《李鸿章选集》,都是一样的,是自己印出来没有来得及送人的。过去都是自己花钱印书,用来印刷的木版都是自己雕刻的,《李鸿章选集》的木版就在里面,后来“文化大革命”时被劈掉了。

文物仓库多少年没有人去过,铺满灰尘,脏得不得了,每次回到家我爱人都责备我。我们先前的时候有三四个人一起去,方诗铭去了一次,第二次就不去了,因为是灰尘太大。后来就变成我和杨康年两个人去了,杨康年工作热心,他不怕脏,中午也不要休息,我们一个礼拜起码去两三次,去了好长时间,现在历史所好多书都是我和杨康年挑的,挑出来的书放在一起,再叫卡车拉走。杨康年也是无锡国专毕业的,是我爱人的同学,他读书很多,对图书版本很熟悉,可惜已经去世了。

在文物仓库,我挑了很多洋务运动的书,可能是最完整的了,木刻本的,都已经挑出来包好了,放在仓库里准备以后再来运走。结果要“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劳动,我们就下乡了,回来以后发现那么多书没有了,他们不懂,把这些书当很便宜的旧书卖掉了,可能因为我们已经打包好了,比较好拿。

四马路的旧书店、旧书摊我们也常去,主要买历史方面的书,买了好几百部古籍,杨康年对版本很熟。《宗方小太郎日记》就是从上海的旧书店买到的,宗方小太郎是日本人,在中国写了很多东西,很多是其他人没有讲过的。

庄大久的手稿也是我从常州收来的,我和我的舅父一讲,他就给我了,历史所大概就花了100块钱。有两大柜子书,柜子很精美,就连柜子都给了。这些材料现在还在历史所资料室里,不少手稿都很珍贵。

我买的书有的徐仑不满意,他觉得没有意思,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意思啊?看看就有意思了。我和徐仑关系很好的,他脾气不好,会骂人,也因为买书骂过我,但他有一点好,骂得过分了会主动和你打招呼,他骂我的第二天见面就给我敬个礼说,对不起,我昨天把你骂走了。徐仑还有一点好,很大方,你和他一起到外地出差,所有交通费、伙食费都是他给,你要是帮他付,他还骂人。徐仑的衣服料子都是很好的,但是都是香烟烫的洞,没一件衣服没有香烟洞,他也不在乎。徐仑平时也不太注意衣服整洁,高兴的时候抖一抖身上的灰就算清洁了。他们家很大,他住在楼上,天天出门都拿一个很大的包,带着书,蹬蹬蹬蹬往下走,楼梯扶手也不扶,摔了不知道多少跤。后来他夫人恨透了,叫他住楼下,不准他住楼上了。

在历史所,从1958年起,我还参与编了《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这四本资料书的编集,原始材料就是报纸、杂志、书、手稿等,很多资料都是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廷龙和我非常要好,我在无锡国专的时候,他也在上海读书,我到上海图书馆看书就和他认识了。我们经常联系,他发现了什么东西都告诉我,像汪康年的手札,我老早就看过了。赵凤昌札记最早也是我看到的,他是李鸿章的幕僚,和晚清重臣有好多通信,包括他自己收藏的书都在里面,最可贵的还是那些来往的信。这些材料后来给北京知道了,就把它们全部调到北京,我后来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时,由于赵凤昌是辛亥革命中非常有名的人物,我又跑到北京去,委托北京把这些史料抄到上海来。

顾廷龙虽然年龄小,但他是顾颉刚的叔叔,小叔大侄。他也是顾颉刚的学生,住在他家里。顾颉刚是一个非常诚恳的学者,很有学问的,有点口吃。他经常来上海,我通过顾廷龙认识了他。顾颉刚先生收藏的书籍等非常多,解放初期,他要全部赠送给上海,希望上海能给他一个藏书屋,把这些收藏放在一起,就像小图书馆一样,但上海没有同意。结果顾颉刚就把藏品全部带去北京了,一个火车车厢的书,包括他祖先收藏的书。


微信图片_20190613123935.jpg


顾廷龙先生信函


1957年至1959年,我和李泽厚关于《大同书》的争论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但学术界为此争论了几十年。李泽厚发表论文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们争论的焦点就是《大同书》,首先要把《大同书》的写作年代、怎么写的、后来怎么变化的弄清楚。他是搞思想的,不是搞考证的,研究的东西当然不一致。一个人的思想是有变化的,后面的思想放在前面去讲是不行的,康有为就犯了这样的错。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一句话: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句话《毛选》里面有,印象很深,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和李泽厚后来还见过面,有一次我们坐在两个沙发上休息,我坐在这边,李泽厚就在另外一边,有个日本学者叫狭间直树,他赶紧拍了一张照片,日本媒体还给报了出来。

1957年“大鸣大放”我也提过意见,但是没当上“右派”。那时候历史所能写文章的人不多,我还能够写一些出来,所以要我写作,不给我“右”。所里有好几个“右派”,有两个是因为被查出来给国民党做过事情,就给调走了。

过去的事有时有些稀奇古怪的。徐仑过激的话也有,反“左”的话他也敢讲,但他也没划成“右派”,他是老革命。李亚农说话也有过激的,买书的时候他说“我要看”,换其他人就不得了,肯定是大右派了,但是哪个人敢说他?右派就右派,后来又“地、富、反、坏、右”,“右派”变成反动派了,简直莫名其妙。

“文革”一开始,周予同就被打倒了。我跟他一起写过文章,所以第一批就轮到我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我一起挨批的还有杨宽。我们副所长叫沈以行,历史所的“文革”就是他领导的,很“左”。他看我的文章,内容也看不懂,就从政治上批我。我不买账,我说你把文章看懂了再讲。

徐仑名义上还是副所长,但是没有权,他曾被国民党关进监狱,说他是“叛徒”。沈以行也批他,但是徐仑不在乎,照样睡他的觉,别人批斗着他就睡着了。后来我问他,怎么说你是反动?他说我睡着了,我没听见。徐仑被打得很厉害了,他也不吭声,很坚强。

还有一个历史所党组成员叫程天赋“文革”时自杀了。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共产党员,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和江青认识。她和江青从四川到上海,两个人一起坐车到延安去,在路上江青讲了很多自己的事,那时候江青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呢。后来江青飞黄腾达了,“文革”的时候派人来要抓她,程天赋害怕就自杀了。

当时历史所已经有二三十个人了,但是打扫卫生的、管图书的、办公室的人多,做研究的不多。历史所没有学生,也没有自己的红卫兵,都是别的单位跑来的。红卫兵都是些年轻人或小孩,很幼稚,被人利用来造反。

我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贫民”,因为原来常州的房子被烧掉了,没有财产,划成分时就好一点。岳父去了台湾,这早就向组织交待了,不交待人家也知道。我们和台湾始终没有通信。爱人郁慕云因为这件事也受到冲击,但没有我受的冲击严重。

历史所也有造反派,管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让我们打扫厕所。还给我带纸做的高帽子上街游行,高帽子是白色的、很高的,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汤志钧”。

我那时住在延安西路,里弄里的造反派也让我打扫卫生,一个星期有几天要去清扫阴沟,跟那些“地富反坏右”一起干活。造反派们都是邻居,住得很近,有个管我的苏北人,看到我就喊:他是“右”,他是“右”,他以为我是“右派”。“文革”以后他看到我来来往往都有汽车接送,眼睛都直了,不一样了,他看我,我也在车里看他。

“文革”时候白天就是劳动或者批斗,也没有地方用脑筋。劳动休息时我就打瞌睡,把精力都留在晚上,读书、写作到天亮,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了很多零零碎碎的札记,“文革”后再拼凑整理出来,《章太炎年谱长篇》就是那时候写的。札记要藏起来不给红卫兵找到,被人看到了还要受批判。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懂,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只能嘴上说说我顽固不化,专搞封资修,走“白专”道路之类的话。

后来我们被下放到奉贤的“五七”干校,上海文化系统的人大部分都在那里。奉贤是盐碱地,不怎么种得出东西,但是非要在那种地。我挑粪很起劲,那时体重也就一百零几斤,但力气大得很,可以挑动一百斤的大粪。旁人都是两个人挑一桶粪,我一个人挑,要挑好几里地,挑挑停停的。干活我也要强,拼命干,结果把身体搞坏了。我们吃不到肉,每天就是稀饭,青菜放点盐,也没有油。种地实在辛苦,弄了很多农药、粪肥,最后也没长出多少东西来,那时候的苦都是人为的。

在“五七干校”我和顾廷龙关在一起。顾廷龙年龄大了,不能劳动了,就在里面管理图书,图书馆的人有些图书的问题还得请教他,他是好人,所以人家也不大欺负他。在干校我就和顾廷龙熟悉,其他人也怕和我接触,怕惹麻烦。

奉贤农场之后我又到了一家造纸厂做了一年多工人。造纸厂离家不远,但是这个劳动很苦很累,还要三班制。半夜的时候上班最苦,很脏很乱,搅纸浆那几分钟累得要死,又热又重,味道还大,工人们称作“战高温,夺高产”。这一阶段,不是当农民就是做工人,亦工亦农,劳动改造。

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同乡朋友,画家谢稚柳,他是专门研究宋史的,比我大十岁,我们建国前在上海认识的,他一直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没有地方读书了,学校里不让教,但私下可以教,他就叫他儿子谢定琨跟我读书,一个礼拜来一次,一次来半天,学四书五经。那时候没有课本,我就以口授的方式教了他几年。后来他考取了华师大历史系,再后来去美国留学了,之后又回来了。谢稚柳也受批斗,因为他字写得好,画也有名,找他的人很多,所以他不怕,但是斗还是斗的,斗得比我厉害,帽子也是“反动学术权威”。


微信图片_20190613123943.jpg


王仲荦先生信函


“文革”期间,市里专门组织了一些专家在复旦大学,开设章太炎著作学习班,后来还有一个工农兵学习班,我就和杨宽一起在复旦当学习班的导师。创立复旦史地所的谭其骧当时也在,我们建国前就认识,很熟很熟,他比我大十岁。谭其骧规规矩矩地搞学问,虽然也被批斗,但从历史地理中找“封资修”不容易,而且由于国家需要,他批斗挨得少,“解放”得比我早,相对少吃了一点苦头。他比我更不关心政治,什么事情“哈哈哈”就完了。复旦历史地理需要他,对他特别优待。我们都倒霉的时候,还能有一间办公室,还给了他一个烧煤球的火炉,煤也给供应,冬天很冷,我就到他办公室去工作。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时候很难受,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了。周总理在的时候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有一个朋友听说周总理要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称赞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我们都很赞成。

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也是难受的,但和周总理去世时是两样的,对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感受还是不同,主要是因为江青。那时候我们还“早请示晚汇报”:“汤志钧,先向毛主席请罪。”房间里挂着毛主席照片,我就向毛主席鞠三个躬。真是封建啊,向毛主席鞠躬他也不知道,但“文革”时就是这样。

“文革”后期,1971年5月,我被调回历史所了。北京的领导找到我和上海师范大学的张家驹,做《宋史》的点校工作,担任“通读”,做了好几年,“文革”后还校了一些,最后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我不是做宋史的,所以要看大量的材料,做这个工作有一个好处:什么书都可以借,宋史之外还可以借其他书看。

“文革”之后,我的待遇稍许高了一点,1981年当了历史所副所长。主任也好,所长也好,我都不在乎,我就是搞科研。

1980年代的时候我就去日本做学术交流了,第一次去了半年,是岛田虔次等日本学者通过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的。岛田虔次很有名,我跟他“文革”之前就认识了。他有本书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我在上海图书馆帮他找到了,是一本很厚的清朝线装书,他高兴得不得了。岛田虔次的家在东京,家里有很多藏书,他去世后家人把这些藏书都捐给了国家,结果日本说这些书没有地方放,最后都送到韩国去了,真是岂有此理。

狭间直树是岛田虔次的学生,他是京都大学的。我和他很熟的,他家在京都,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住过几天。


微信图片_20190613123951.jpg
岛田虔次先生信函


日本的几位学者都会中文,有的会讲,有的会写。日本学者搞学问很认真,不过我看他们有时候很古板,有时会钻牛角尖,凡事都要搞到底。有些东西是不要搞到底的,搞到底不就没东西了嘛。

当时日本的学术环境当然比中国好,借书方便,自己就可以去书库找,管理员态度也好,图书馆条件也好,有非常安静的阅览室,不用把书提回家,在那看就好了。我在那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主要看国内比较少见的书,线装书看得多一点。

我还在哈佛大学待了两个月,在哈佛主要跟孔飞力教授接触,他那时候已经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了。孔飞力很认真,很稳重,他的中国话讲得还不错,中文写得也可以,我们用汉语交流没有问题。总体上讲,美国学者没有日本学者那么固执守旧,他们的视野比较开拓,具有世界性。相比之下,那时的中国学者对外国情况还不大了解。


微信图片_20190613123957.jpg

唐长孺先生信函


苏联的齐赫文斯基是个“中国通”,他还当过驻中国大使。齐赫文斯基是搞康有为研究的,他知道了我和李泽厚关于《大同书》的辩论,就通过历史所找到了我。我们很早就认识了,“文革”前他送我一盒巧克力,酒心的,分给小孩子吃了,结果“文革”时还成了一项罪名,说我私通外国人,遭到批判。当时单位里有人看见我有巧克力,心里不平衡,就把我举报了。

1982年我开始编《梁启超全集》,当时当然想不到要编30多年。我有个关系很好的同事吴乾兑,他的学问非常好,我们一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后来给我一个所长室我也不去,我就和吴乾兑在一起办公。我当领导后有电话了,他也方便,我不在都是他替我接电话。吴乾兑的爱人倪静兰是北大外文系毕业的,学问也很好,也在历史所,《上海法租界史》就是她翻译的。吴乾兑和梁从诫是好朋友,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研究生又是同班同学,都是北大历史系的,所以我和梁从诫也见过好几次。

在编《梁启超全集》的时候,我到日本的图书馆查资料,看到没看过的资料就用钢笔在稿纸上抄下来,整本书整本书地抄,当时也没有复印,很多材料就是这样手抄下来的。有些个人收藏我也看了,像岛田虔次、狭间直树家里的藏件,我也抄了一些,放在《全集》里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也是,看到康梁的东西都抄录回来,尤其许多国内没有的报纸、杂志。


微信图片_20190613124003.jpg
2017年12月27日,重大课题《梁启超全集》评审会议合影:前排左起:张荣华、杨国强、茅海建、汤志钧、汤仁泽、虞云国、戴鞍钢;后排左起:周武、王健、李波


《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是后来的事情,中华书局叫我去看一看是否是梁启超手稿。这些资料是梁启超弟弟梁启勋保留下来的,可能是我梁启超手稿看得多了,习惯了,他的笔划是怎么样子的,我都清楚。他的行书其实还是蛮规矩的,康有为的字也写得很好。

1994年,我70岁的时候退休了。退休以后还是坚持不懈地写些东西,继续编纂《梁启超全集》,反正我也无所谓退休不退休。研究总是要看史料的,史料这个东西,现在没有用,将来也是有用的,就是看它有没有需要,将来值不值得研究,有用就抄下来。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聊城大学) ( 鲁ICP备05001955号-3 )  

GMT+8, 2019-7-22 05:52 , Processed in 0.133610 second(s), 25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