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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30 10:28: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邓小南
文章来源: 學人Scholar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编者按: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小南,长期从事宋代制度史、唐宋妇女史、官僚制度史研究。在本文中,她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谈及对历史教育、历史学习等问题的看法,对有志于史学研究的读者不无参考借鉴价值。

本文摘自《激发学习热情,展现历史魅力——历史系邓小南教授访谈》,原载《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转自“静嘉读书”公众号。
采访对象 | 邓小南
采访人 | 郭九苓,申超


讲出历史天然的吸引力

记者:您认为历史教学中有哪些能够吸引人的东西?

邓小南:过去我曾经在一个中学代课,但教的是政治。我发现那里的历史老师竟然能教的学生不喜欢历史,觉得很奇怪,就有跟她换换,让她教政治我去教历史的冲动。我觉得历史天然就很能吸引人。小孩儿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不就是历史吗?没有不喜欢听故事的孩子。为什么当这些故事连到一起,就变成一个枯燥的学科呢?我特别不能理解。

我觉得,教历史就是要发挥它本来就能吸引人的那一面,还有它厚重的一面。学生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有的人可能对生活感兴趣,从而很关心古人穿什么衣服,怎么走路;有的人对皇帝、对政治感兴趣,喜欢研究怎么治理天下国家。不管哪方面的兴趣,都可以从历史里面找到相应的材料,或者说,历史都会对你的兴趣有所回应。另外,不管你的兴趣点是什么,历史都是一个厚重的东西,因为丰富的积淀而无比厚重。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灵魂,有它自己的根。这种灵魂或根,就是从这些厚重的东西里面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本身浑然天成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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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感悟、思考历史

记者:确实我也觉得高中之前学的历史,就像流水账一样枯燥无味。《中国古代史》是历史系本科生的基础课,在教学中您是如何培养学生对历史的感觉和兴趣的呢?

邓:北大基本上是一个研究型大学,所以像《中国古代史》这种主干基础课,还是要引导学生往学术创新的路上走。首先不能把历史弄成死记硬背的东西,历史是一个需要感悟的学科。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脉络,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脉络感。我们虽然是一段一段的讲历史,但最终目标却不是把历史切成一块一块的豆腐块,然后让学生抱着一堆“积木”回去。所以,讲完一章或者一个段落之后,我都会让大家回过头去想一想。历史上有很多重大的变革,从延续的角度,我们要知道哪些因素对历史的演进和变迁发生了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前期的制度调整或再创了,是来自于什么推动力,对后期有什么影响。

历史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提法凸显出来的内容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到武则天,我们会说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现在的女性研究者也很为之自豪。但是,女皇帝是否就意味着女性政治?武则天有没有可能突破当时整体的秩序框架?我觉得,如果武则天当年有办法的话,她一定会把她的性别改掉。一个事实上并不愿意接受自己女性身份的女皇帝,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女性政治?我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些常见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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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铁娘子》剧照

历史学就是要用史料来说明问题,但光有史料也不行,要有逻辑的贯穿,要有问题意识的统领。这些年发现了很多新的史料,比如新出土的帛书或竹简,这些材料如何解读,进一步还原历史,都有内在的逻辑性。我们也应该把新的考古发现及时介绍给学生,让他们知道学术前沿的情况,也培养历史思维的能力。

学术前沿,一类是新的材料,还有一类就是新的学术研究,包括学界的论文和专著。这些内容其实都很多,如果让学生自己去看的话,不啻于“知识爆炸”,想把握住很难。我们要向学生介绍哪些是应该优先阅读的学术精华。我介绍的可能是数十年以前的经典,也可能是这些年的新成就。对于学界的新观点,我经常会提醒学生思考:新研究为什么会得出新的认识,是因为有新材料,还是因为有新的思考角度呢?

对于同一个问题,这位先生这样认识,那位先生那样认识,在课上我会启发学生思考其中的异同。讨论课上,把学生按照他们不同的观点分成组,让他们充分准备之后,各抒己见。学生讨论往往是此起彼伏,非常踊跃。有一些东西也会阐发的很深,正常上课不可能讲到的细致内容都提出来了。可以看出,他们在课下看了很多东西,真正动了脑筋。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有一些比较简单,我就会提醒他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工具书、查资料,自己去寻找答案;有的问题我会肯定,说提得不错,但还要进一步让大家讨论应该如何解释。我想,所谓的创新能力首先是提问题的能力,通过不断的追问,就能把比较表层的问题通过逻辑的延伸进行深化,这其实就是创新的前提。

交互式的教学策略

记者:这样的讨论课每学期一般会有几次?这么多学生,如何组织?

邓:一个学期大约有十六周课,课堂讨论会有三次,前两次是分组讨论,最后一次是大班讨论,这都是为了鼓励学生汇报他们的学习成果。大班讨论很难开展,因为50多个学生只有100分钟的时间。但我觉得,在教学过程中要自始至终都让学生有参与感,自始至终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能力的提升,保持对历史的兴趣,从而逐渐培养起一种自信。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就把学生分成几组,10来个人一组,让我的几位研究生各自带一组,每周课后我会专门抽出时间,各组轮流,分别进行讨论答疑。我也说明,不点名,不提问,不测验,就是自由讨论,自愿参加。我们研究中心有个电脑室,每周五下午都有一组学生到这里来,除非我恰好有事,否则都会参与他们的讨论。绝大多数学生都会来,有的学生积极性很高,次次都来。

记者:每个组带头的研究生都是正式的助教吗?

邓:按学校规定,八十个人的课只设一个助教,所以就请我的研究生来帮忙了。

记者:您是如何对学生进行考核的呢?

邓:考试有开卷和闭卷两种形式。开卷考试也包括小组讨论、集体汇报,有时候我也让学生写缩写、述评,以训练他们的阅读理解及写作能力;期末考试是闭卷,占一半的分数。课堂上的听讲,他们的思考、表述、集体合作,都能有一个机会能够呈现,整个呈现的结果便构成他们这个学期的分数。这个分数应该是学生综合能力和各种努力的结果。

整个教学过程,我都力求交互性,努力调度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基础课上会让学生替老师出一套考卷,学生会觉得很有自主性。在出考卷的过程中,为了把握重点,他们会把这个学期学过的内容认真梳理一遍。

记者:您让学生出的考题,会在考试时采用吗?

邓:一般不会,更主要的是一种学术训练方法,因为“聪明的学生会做题,智慧的学生会出题”,这是调动自主性、“换位思考”的一种培养方式。我在台湾成功大学教书的那一年,有一个学生出的考卷竟然有图文并茂的十二页纸,他真是特别有兴趣,特别下功夫。即便重点不很突出,也有效消化了教学内容。学生出考卷的时候,我都跟学生说不用写上答案,只要问题清楚就可以,但每次都有学生写出答案,因为出了这题以后,意犹未尽,非写出答案来不可。这不但体现出学生浓厚的兴趣,也让我了解在学生心目中,什么内容是重要的。

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记者:您觉得历史系的学生哪方面能力最重要?

邓:那就是处理材料的能力。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会让学生对一些学术经典进行缩写,如果原著是三十万字,要用三千字把它写出来。这就要有一个把握的功夫,必须真正理解了那三十万字,才能写出这三千字来。专题课上,我可能会让学生写综述,若干著述都讲这个问题,他们分别是怎么研究的,各自的长短是什么,如果你研究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办?这样就又往前走了一步。到三年级的时候,学生就要写学年论文,用五千至八千字写一篇小论文,这就是综合能力训练了。四年级会有毕业论文,学术上的要求更高一些,也是对四年的知识与能力的一种总结。

历史系大概有一半学生继续读研究生,另一半就投入到各行各业之中了。历史学训练的处理材料的能力不光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工作能力的体现。你去当秘书,要找材料、处理材料;你当领导,也得大量审阅、处理材料。很多工作实质上都是处理材料,而且从历史中也能学到经验和思维方法,所以我觉得历史系的学生干实际工作还是很有优势的。我自己的学生,不仅有当教师的,也有搞新闻出版的、做公务员的、开公司的、办实业的,干什么的都有,各行各业都有非常出色的。

关于通选课教学

记者:您的《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是全校通选课,在教学上与专业基础课有什么不同吗?

邓:这门课的学生来自全校不同的院系,所以也是一个多学科互动的平台。我记得在一次讨论课上,学生联系老师讲过的内容,说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喜欢吃“寒食散”,这是当时士人的集体时尚,一个化学系的学生用PPT演示了“寒食散”的配方,列出了化学分子式,并解释其中的哪些成分能给人带来快感。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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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书图  北齐 杨子华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另外,各个系科的学生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他们都会从本学科的角度出发,提出很多质疑。比如,我在课堂上讲到唐代的律令格式、法典体系,会讲到当时如何把儒家的原则引入到法家的体系里面来。这时候,法律系的学生会谈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因为政治文化涉及到很多方面,有时候我会说到理学、道学的问题,哲学系的学生就会讲他们专业的老师是怎么理解理学的。这样,学生的意见就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我的理解,在下一次讲的时候,我可能会考虑他们的认识角度,并适当调整讲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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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唐朝高宗永徽三年(652年)编定的律文。)

大学历史教育的意见与建议

记者:您对我们当下的历史教育,以及学科建设方面有什么意见吗?

邓:我觉得学校的教学体制还是有很大调整的空间。现在都说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跟国际接轨,我觉得最重要的接轨是体制运行方式的接轨。学校行政化的问题还是很大的影响了各个学科的健全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学术的判断标准。

在这个接轨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兴利除弊,我们既有的优势要考虑怎么发扬。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我们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得到世界承认。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美国人想学中国古代史,都是去日本、台湾,没有人到我们这儿来,即便来也都是来找材料的。这些年就不一样了,有一些对话的议题都是我们先提出来的,我们的一些研究方向也牵动着世界性的研究,这些都是很难得的。北大具有世界优势的学科并不是很多,不该任其自生自灭,但学校似乎缺乏相关意识,没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

具体教学上,要想进一步提高质量,应该建立合理的课程与教师评价体系。现在的教师,教学时数有要求,质量却因人而异,某种程度上说,只是凭良心做事。

研究型大学,应该提倡更有针对性的“小班教学”。即便小班教学保证不了,小班讨论总可以吧?但像前面提到的,八十个人的课只设一个助教,而且连讨论的教学场地也难找,结果就是鼓励照本宣科、应付式的教学。

另外,在学生培养方法上还有很多可改进的地方。国内大学教育的针对性不够,视野也不够,不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国外研究生会有不同的field,一个做中国史的学生,一定要有历史以外的第二研究领域,他可以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这样学术视野会比较开阔。其实我们也很想做,但这不是一个系能做起来的,必须通过学校层面的努力,才能打通系科之间的壁垒。

记者:大众历史知识的来源往往不是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是历史小说之类的东西。比如对于三国,人们熟悉的不是《三国志》而是《三国演义》。您对公众的历史教育问题有什么看法?

邓:我觉得受过历史学学术训练的人要积极介入大众历史、大众史学,而不能自以为是地清高、不掺和,不掺和就是把阵地让给别人了。以前可能会觉得做大众史学是在自贬身价,我觉得应该改变这样一种观念。在台湾有些人就专门做这种大众史学,做史学的普及教育,并且都是一流的学者。但是大陆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成型的圈子。

记者:那您觉得公众有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念对社会有不良影响吗?学术界有没有这种必要去纠正这种大众对历史的错误理解?

邓:还是有责任的。当然,有一些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都不太要紧,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或者他理解错了也好,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有一些问题是比较重要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把握。我没看过《百家讲坛》,很多人都跟我抱怨说宋史讲的太不像话,不顾一些史学基本原则而出格了。专业的历史学研究者要有责任感,如果口才不错,还是值得去做这种事情的,我也一直鼓励别人去参与这种工作。

记者:好,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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