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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9 08:25: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乔治忠
文章来源: 学忍堂史学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作者: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本文经修改后以《治史仍需以读书为根基》为题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4月23日,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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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先生

近二十年来,电子信息技术在中国迅速发展,逐步呈现一幅信息化大数据时代的蓬勃景象,深刻地影响了各行各业与社会的每一角落,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互联网加上不断扩展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数据库建设,使史料的检索、复制极其快捷和方便,许多未曾阅读、未曾认知的书籍中的资料,借助电子信息技术,也能够将之直接利用,那么传统的读书治学方式,是否需要彻底地改弦更张?这确实是历史学面临的一项挑战,需要作细致的探讨和辨析。


一、传统读书方式在研治史学中的作用


历史学科与记载历史事实的书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缘,历史学的产生,一般而言是以记史之书的出现为显著标志。历史学的持续发展,是在史籍编纂的进程中进行,历史认识和再认识,也必然伴随着若干学者在研读史籍中思考与探讨。中国史家传统的读书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这是奠定研治历史学基础知识、基本素质的必备条件。

传统读书方式的另一效用,是在阅读中发现值得关注、值得探索的问题,其中既有政治问题也有学术问题,于是随着史家或其他读者的深思,学术意义的历史学得以发展,史学经世的观念也得以强化。与此同时,带着问题,为解决问题而读史、撰述亦为普遍行为,汉高祖刘邦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汉书·陆贾传》),于是有陆贾撰《新语》一书且在朝堂阅读。

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读者欲全部阅览,已大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出,给读者提供极大方便。其中类书的编纂值得注意,是古代中国一项学术创造。所谓类书,是按一定的设计,摘录各种书籍的内容将之分类汇编,辑为一书,使读者便于查阅和利用。

然而各种类书良莠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历史学的基本功和史学的高深造诣,还是依靠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著。因此古人剖析类书,常常指出“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四库全书总目·〈读古纪源〉提要》),这里需要说明:无论类书、目录学著述、索引,都是以“书”的形式出现,截止到上一世纪,治史以读书为根基,无人怀疑和挑战。


二、历史学视野下电子信息检索的效能与实质


当代电子学术资源的建设具有多种形式,择要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搜索引擎囊括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电子图书文献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这种新技术冲击的是图书出版业和图书馆事业,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区别。互联网上一般的公众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很大。只有可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极大地改变了历史学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了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四库全书》数据库、“二十五史”数据库、《四部丛刊》数据库、“读秀”网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等等,已然涵括了过去史家无可比拟的资料,而数据库的建设方兴未艾,从理论上而言,只要解决操作技术问题,所有的资料都可随时提取,速度之快、史料之多,功效早已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而有余。

这种数据库的电子检索,与古已有之的类书有所相像。第一,所得资料,也显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不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化,更难直接考辨。第三,受数据库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载很重要的典籍资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暗地排斥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即为一个显例。

不过,数据库的检索因为超高的速率、极大的内容涵括,特别是由治学之人自行设计其检索内容,使之符合学者的独特思路,实质上已经不同于类书。但上述三个与类书相似的缺陷,决定它仍不能完全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


三、历史学者在信息时代更要善于读书


在历史研究中,具体史料的运用必须依托于对相关历史背景状况的整体理解,决不能依靠史料的排比、堆积而不知鉴择。因此,史学基础、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可考订的能力,要学习理论思维的方法,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缺乏必要的史学基础,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致误的机率颇高。例如发现北齐之人口中说出“史馆”的名称,有人就认为北齐政权设立了名为“史馆”的修史机构,则完全不可信据。该时究竟设立了什么机构,要以《五代史志》即《隋书·百官志》为据,其中赫然写着北齐修史机构为“著作省”,这是从西晋以来一脉相承的,或称“著作局”,而修史官都称著作郎、著作佐郎。至于“史馆”“史阁”之类名词,乃人们私下俗称,俗称流行,到唐太宗时期才以俗入官,正式设立史馆。其他如“实录”为名称的史书,产生很早,但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混同看待者却不乏其人。这些都是在“名”与“实”之间的失察,而电子数据库的检索,就是以词语、字串为枢纽来汇集资料,所以特别值得警惕。

为奠定历史学的学术基础和素养,掌握系统的整体性历史知识,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但信息检索技术的巨大实效对治史读书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善于择取要籍阅读,善于安排读史顺序,善于因研究的深化跟进读书的范围。笔者认为在电子信息时代,历史学者在读书上应做出调整和改进:第一,读书阅读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个人应致力以电脑设备建设个人的电子图书馆。第二,关乎历史学知识基础之书、专业学术佳作、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著述,优先必读,是培养学术素质之必须。同时,类书、资料汇编之书的阅读,应当显著压缩。第三,学术研究中运用数据检索手段,发现了重要资料出自于陌生的书籍,要跟进阅览,让信息化检索起到促进读书的良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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