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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7 06:39: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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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廖涵缤
文章来源: 新京报网
来源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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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海洋史教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大卫·阿布拉菲亚,是世界知名的海洋史学家,主攻大西洋史与地中海史。2003年,因对意大利和地中海史研究的贡献,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团结之星骑士勋章。

2008年出版的《人类的发现》与2011年的《伟大的海》是阿布拉菲亚的集大成之作,后者还为他赢得了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授予的奖章。在《伟大的海》推出中文版之际,阿布拉菲亚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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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英国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研究员。2003年因对意大利和地中海史研究的贡献而被授予意大利团结之星骑士勋章。2013年因本书被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授予奖章。另著有《腓烈特二世》和《人类的发现》。

布罗代尔等人夸大了自然环境的作用

新京报:《伟大的海》的英文原著超过800页,在时间跨度上从史前的智人一直讲到21世纪的地中海游客。你是从何时开始计划撰写这样一部巨著的?

阿布拉菲亚:实际上,这本书是对我整个学术生涯的总结,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写这样一部通史都有抵抗心理。因为在我看来,如何就这样大的话题进行阐述,以及如何搭建书的结构,都是巨大的挑战。后来,我慢慢想好了该用哪种方式把商贸方面的历史材料组织起来,决定聚焦于地中海各岛屿、各沿岸聚落间的相互交流。我发现,如果以商贸往来以及随之而起的文化交流作为出发点,一些贯穿整个地中海史的主题就会浮现出来。直到这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着手写作。

新京报:写这样一部地中海史,你走访了哪些地方?

阿布拉菲亚:我去了很多之前从未去过或者只是短暂停留过的地方。例如,我从杜布罗夫尼克出发,沿着海岸线进入黑山,回程还经过波斯尼亚,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旅行。我曾受邀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做演讲。我还访问了突尼斯,接待方除了领我在突尼斯市参观外,还带我去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其他城市。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一些地方看看。比如说,我感到自己需要加深对杜布罗夫尼克的认识——虽然很多年前我去过那里,但我需要再去感受一下当前的氛围,就联系了在杜布罗夫尼克的一个学生,他现在也是一位历史学者。我并没有固定的旅行计划或是拜访顺序,而是哪里有机会我就前去哪里,但我会尽可能多地拜访地中海国家。

当然,有些地方我一直没来得及去,对此我很遗憾。我没有去被战火蹂躏的利比亚,也没有去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本来我是该去这些地方的,但因为安全方面的顾虑,没能成行。我曾被邀请前往黎巴嫩,但那里的局势也不太好。

写《伟大的海》这样一本书,其实并不需要一直泡在档案馆里,这么做可能会让整个写作过程失去控制。参观博物馆和各种历史古迹,与不同地方的地中海居民和历史学家交流,都是十分有必要的。

新京报:在《伟大的海》中,你回应了关于历史偶然论与环境决定论的经典史学争论,且显然是前一派的支持者。在你看来,在所有塑造地中海历史的事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哪一起?

阿布拉菲亚:人类决策和气候因素,谁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这无疑是十分有趣的学术争论。当然,我并不是轻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但现在有很多历史学家,尤其是地中海史领域的学者,都越来越意识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是可以压倒自然因素的。人类完全改变了地中海的环境,这一点无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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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亚历山大港。

如果让我从所有改变地中海历史的人类行动中挑出一件,那么我的答案会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亚历山大港。在梦中,宙斯为亚历山大

(他自称宙斯之子)

指出了一处地中海海滨之地,让他在那里兴建一座城市。但实际上,那里并不是一处良港,在那里建立港口城市绝不是一个合理的决定,然而他还是这样做了,并且这座城市改变了地中海的历史。在接下来的两千年时间里,它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的商业中心。因此,亚历山大港的兴建虽然不够理性,但无疑是非凡之举,人为因素取得了对自然的胜利。

布罗代尔引领的学派认为,地中海史完全由这片海域的自然形态决定。在提到贸易路线等问题时,这种看法显然有一定道理,但在它对于自然环境因素的强调有点太过了,忽视了人类能动性的作用。因此,《伟大的海》在很多地方都试图质疑布罗代尔的理论。当然,我并不想否认他作为伟大历史学家的成就,他无疑是杰出的历史学者,但杰出的历史学者也有可能犯错,也可能会夸大某些因素甚至可能扭曲历史,或是过于沉迷于自己的观点。

地中海的分裂正在步步加深

新京报:《伟大的海》以地中海世界的整合与解体为线索,将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你判断整合程度的标准是什么?

阿布拉菲亚:在《伟大的海》中,地中海历史的五个阶段,都是逐渐整合又走向瓦解的过程。就解体来说,它的发生形式有很多种,可能呈现为经济的彻底崩溃,青铜时代的终结和罗马帝国的覆灭就属于这种情况;也可能是不那么明显的方式,例如黑死病的流行;1900年前后改变地中海的技术改革,包括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蒸汽船的发明,也导致了地中海的解体,是新时代降临的标志。

而在整合方面,在公元前9世纪至前10世纪,腓尼基人以及后来向他们学习的希腊人与伊特鲁里亚人,开创性地在地中海洋面建立了广泛的贸易网络。由于伟大城市迦太基的建立,东地中海人得以与西地中海人往来,南地中海与北地中海间的交流也开启,经济层面的整合使地中海成了一个整体。此后,它又经历了进一步的整合,罗马帝国使地中海成了单一的政治实体。当然,这种壮举后来再也没有完成过。

16至18世纪,土耳其人和欧洲人都曾试图整合地中海,但他们的整合同样是不完全的。这个阶段的整合是经济层面的整合,它压倒了政治冲突。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或是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之间总是战事连连,但最终占据上风的是商业与贸易。有人说,巨大的政治宗教分歧总会导致彻底的分裂,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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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这幅威尼斯绘画记录了一支小型威尼斯舰队在克里特海域战胜了17艘土耳其船。

新京报:你称第五地中海是“末代地中海”,也是依照这样的标准?

阿布拉菲亚:当然。这个论点很悲观,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因为在20世纪与21世纪,海洋史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地中海面临着诸如生态破坏等很多问题,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但我想要强调的是存在于地中海南岸和北岸之间的关系问题,今天两边并没有进行有效的交流。

殖民地独立自然是一大幸事,然而,苏联曾借殖民地独立运动之机,开始对地中海世界进行干涉,试图把北非和黎凡特地区的国家拉入自己的阵营,加剧了地中海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裂。这种南北分裂甚至在苏联解体后加剧了。

欧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马耳他等国家想要成为欧洲经济网的一部分,把地中海抛在脑后。尽管意大利与突尼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签订了经贸协议,但总体而言,我们很难再把地中海看作一个整体。而且,在我看来,有能力把地中海重新变回一个整体的人,至少在21世纪不会出现。今天我们遭遇了移民危机,还面临着其他各种问题,它们都表明地中海不再是一个有效运转的经贸或政治整体了。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欧盟的存在阻碍了地中海的再次整合?

阿布拉菲亚:准确地说,欧盟并未有意妨碍地中海的一体化,甚至它对地中海一体化还持鼓励态度,然而,它造成了欧洲的地中海国家不再关心地中海世界这种客观事实。加入欧盟使它们转移了注意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盟的存在的确鼓励了地中海的分裂。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积极措施,促成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等的紧密联系,然而,这可能造成人们对新殖民主义的担忧。

我们可以理解阿尔及利亚人担心沦为法国的经济殖民地,其国内激进派的存在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可能性。因此,地中海分裂的原因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北望布鲁塞尔的北地中海国家,另一方面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投向苏联的南地中海国家。围绕以色列发生的冲突也加重了分裂程度,因为苏联借此与埃及和叙利亚拉近了关系。于是,地中海的分裂步步加深了。

地中海不再是人类交流中心


新京报:你对地中海的前景是否乐观?

阿布拉菲亚:我对地中海的前景十分担忧。2014年在对《伟大的海》进行修订时,我在书的最后部分的论述变得更悲观了。我常常受邀发表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对地中海现行危机的看法,前些年戈尔巴乔夫在卢森堡的智库,还邀我和他一起去伊斯坦布尔讨论伊斯兰问题。政客们开始意识到,曾经作为整体的地中海功能失常了。它不再是不同文明的交汇之地,不再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中间的海”,不再是人类交流的中心,而是成了一个大洞,一道将人们隔开的深壑。

新京报:从2014年到现在,地中海地区的局势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如果再出修订版的话,你会加入哪些最新进展?

阿布拉菲亚:近几年的确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其实某些趋势,比如说移民问题,我在2011年最初的版本中已经有所提及,我相信你肯定对那幅非洲移民试图登陆西班牙海岸的彩色插图还有印象。现在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好的理解,这应该是我会进行补充说明的一个方面。移民问题并不是地中海的专属问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比叙利亚还要靠东的地区,或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且这种势头短期内不会停止。

这种现象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家在过去四十年取得的发展:医疗水平大幅提高,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教育质量也越来越好。当然,人口相应地增长了,人们也开始追求更好的生活,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移民大潮,其中以年轻男性最为活跃,他们不惜生命代价也要抵达地中海的另一端。意大利人对这些移民多有抱怨,但说实话,他们并不想留在地中海,他们想要的是跨过地中海,然后前往德国、瑞典、英国等更加富裕的北方国家。

我应该还会修改之前关于土耳其的评价。我在《伟大的海》最后一章中写道,土耳其是唯一的国民经济保持增长的地中海大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这也是我和戈尔巴乔夫前往伊斯坦布尔时我对土耳其的评价。由于希腊债务问题,欧盟经济在这些年不断萎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的表现不可谓不抢眼。然而,在最近两三年,土耳其这个东地中海国家经历了剧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埃尔多安不愿再与欧洲维系良好关系,他渴望成为地区领袖,这也是中东很多政治人物的诉求。

土耳其现在正朝着令人惊讶的方向前进:土耳其里拉贬值了,其国民生产力也被削弱了。埃尔多安正面临危机,但仍然受到很多土耳其公民的爱戴。我认为,埃尔多安和很多土耳其人都有一种可以被称作“自卑情结”的情绪:面对其他伊斯兰国家,他们感到自卑,因为他们不是阿拉伯人,尽管在好几个世纪中,他们都是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他们面对欧洲也感到很矛盾,因为他们也曾做过东欧的主人,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斯尼亚等都曾被奥斯曼帝国统治。在文化方面,他们同很多中亚民族关系更近,说着相似的语言。所以说,土耳其人有着很大的身份认同问题,这种问题不仅是奥斯曼帝国历史的一部分,也属于由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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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兹尔(左)

,亦称海雷丁或巴巴罗萨(死于1546年),是一个最无法无天的柏柏尔海盗:他把基地建在阿尔及尔,由此出发攻击梅诺卡岛和意大利,并在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邀请下于土伦越冬。安德里亚·多利亚(右),出身于最显赫的热那亚家族。他曾服务于法王,但又于1528年离弃他,转投査理五世。他是海雷丁的强劲对手,且取得了重要的胜利,如在1532年收复了希腊南部的科伦。

不同宗教和种族如何和谐共存


新京报:在《伟大的海》的后半部分,convivencia

(在中文版中,这个词被译为“和谐共存”)

似乎是一个关键概念,你能解释一下它的具体内涵吗?

阿布拉菲亚:“convivencia”是一个西班牙语词,也是一门遗失已久的艺术。回顾中世纪的地中海史,就会发现在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地方,不同的民族和宗教群体十分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奥斯曼帝国鼓励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境内实施自治,城市于是成了文化融合之地。这种现象也不全是正面的,因为真正行使权力的只有奥斯曼人,其他族群都低人一等。但无论如何,当时确实存在一种和谐共处的精神。

我在《伟大的海》中举了萨洛尼卡和亚历山大港的例子,它们的埃及统治者最初是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苏丹的臣属。在这两座城市中,不同背景的人共同生活、相互融合,但后来,由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样的社会不复存在。犹太人曾经是萨洛尼卡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群体,但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惨遭纳粹屠杀。后来,土耳其人被赶出该城,于是萨洛尼卡变成了今天希腊化的塞萨洛尼基。

在亚历山大,意大利人、希腊人、犹太人都是其常住居民,当然那里也有阿拉伯人,不过他们大多住在城市的边缘。纳赛尔掌权后,把所有的外国人群体都赶走了,现在的亚历山大是完全阿拉伯化的城市。然而,在现在的阿拉伯居民中,又有多少人自父母、祖父母起就在那里生活呢?他们大多数是近几十年才移民到那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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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试图将其占有土耳其所属利比亚的行为描绘成欧洲文明使命的一部分,这幅在1911年10月刊于一家法语杂志的图画强化了上述理念。图中,手持自由火炬的女神引领的意大利军士足以吓跑胆小、原始的原住民。

这和中国的深圳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深圳是一座全新的移民城市;而在亚历山大,几十万移民进入了一个存在已久的古老城市,他们完全取代了过去的居民。这令人惋惜,因为亚历山大的伟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多样性。我在亚历山大参观时,当地的向导告诉我,哪里曾经是意大利人的医院,哪里是希腊人的公墓,哪里又是犹太教的会堂。但这些地方现在都空了,它们被荒弃了,尽管现在可能仍然存在,但不过是历史遗迹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色列的建立也应对convivencia的没落负责,因为犹太人离开了他们原来散落于地中海各处的定居地,开始朝同一目的地汇聚。而叙利亚内战是对convivencia的最后一轮毁灭性打击,它导致叙利亚境内原有的基督教团体完全消失了,或许现在的叙利亚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曾经拥有过那么多的基督教社群。这些拥有近两千年历史的群体的消失是个悲剧,意味着某种历史悠久、无比美好、无比宝贵的存在彻底终结。

新京报:convivencia和多元文化主义这个现代理念的区别在哪里?

阿布拉菲亚:在实施convivencia政策的社会,比方说10至11世纪的西班牙,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穆斯林默许了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存在。后来,在部分地区,基督徒夺得了统治权,情况变成他们开始默许穆斯林和犹太人在其辖区内生活。但默许的潜藏含义是忍耐,是任其自生自灭、不予理睬,而不是平等主义。而在一个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社会,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司高层、政治家甚至是首相。

作为一种理念,多元文化主义毫无疑问是更理想、更先进的,不过我对它能否在我们的时代实现持悲观态度。近几年发生的事算不上好兆头。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来解决问题,有人说我们应该向法国学习,鼓励不同群体的相互融合;然而在法国,这种做法引起了一些反感与反抗。又有人说我们不要学习法国,而是应该向德国、荷兰看齐。我们到底会走向何方?以及该如何走?欧洲人感到越来越困惑。

既主张一体化,也支持英国脱欧


新京报:根据网上搜到的信息,你好像是英国脱欧的支持者,可以告诉我们原因吗?

阿布拉菲亚:是的,我支持脱欧,当然这种观点在英国知识分子中不太受待见。目前,英国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主流看法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纯粹站在经济角度衡量脱欧的得失,留在欧盟有益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反之,经济就会遭受负面影响;另一类则主张这是一个主权问题,英国的事务应该由我们自己的政治家负责,而不该听从布鲁塞尔或者是欧洲法院的指令。

不过,我的看法和他们都不同。我的出发点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也就是我们的法律体系,以及其他主导英国国家运转的政治制度,我认为将我们与欧盟隔开的正是这些方面。这个国家从未出现过明显的一体化倾向,人们对所谓的欧洲认同的信仰也并不强烈。在某年的莱比锡书展上,我曾听到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客在公开发言时大谈特谈欧洲传统、欧洲方式,但对英国人来说,这些说法意义不大。回顾近代历史,我们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防止欧洲国家,尤其是德法或意法之间发生冲突,常被用来解释欧盟存在的必要性,然而,二战时英国本土并没有被敌人征服,所以这种顾虑并未真正影响到英国人的心态。要解释为何英国人对所谓的欧洲认同无感,我认为这一点也十分重要。

新京报:所以,虽然你支持地中海一体化,但对欧盟主张的一体化并不赞同?

阿布拉菲亚:一体化是一码事,留在欧盟却是另一码事。我对欧洲国家发展为一个共同市场的趋势,乐见其成。然而,现在的欧盟和我们当初加入时的那个组织差别很大,这一点是所有英国脱欧支持者的共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肯定将持续加深,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它有点太过了。于是现在的问题是该怎么应对。


有人提出,我们要从内部改革欧盟,要推动彻底的改革。我们都知道欧盟面临着严重的债务问题,且情况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没有改善,肯定有哪些地方出错了。我们本可以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然而,事实是欧盟内部的改革意愿并不强烈。于是我们开始告诉自己,我们无法继续待在这个存在腐败、不够民主的组织里了。要做出决定并不容易,这并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

新京报:你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吗?

阿布拉菲亚:明年10月,我的新书《无边的海:大洋人类史》将在美国和英国面世,它是《伟大的海》的姊妹篇,简体中文版也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它讲述的是不同大洋之间的交流互动,还涉及中国的海洋史。今天我们能找到很多关于大西洋史、印度洋史和太平洋史的著作,但自哥伦布和达·伽马1500年前后的伟大航行以来,三大洋之间的联系就越来越频繁,因此,写一部囊括三大洋的历史就很有必要。我有信心,这也会是一本令人兴奋的海洋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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