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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17 17:34: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戚国淦
文章来源: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统一前夕,在英国史学界出现了一本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著作,这本书出于一位刚刚离开大学的青年学者之手,一鸣惊人。

▲ 詹姆斯·布赖斯

作者詹姆斯·布赖斯(1838—1922年)出生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城,先后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1862年获牛津三一学院文学士学位,后又于1870年获民法博士学位。他学识博洽,见解深邃,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政治理论家,也是一位积极的政治活动家。他做过从事法律研究的研究员,当过律师,也当过法学讲师和教授,1870年当选为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法学教授。他在政治上属于自由党,并以自由党人身份长期充任议会下院议员(1880—1907年),成为该党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数度参加自由党内阁,历任外交次官、兰开斯特公爵领事务大臣、贸易大臣、爱尔兰事务大臣等要职。1907年被任命为英国驻美大使,在华盛顿任职期间赢得很高的荣誉。1913年自大使任上退休,次年被授封为子爵。1922年在德文郡锡德茅思逝世。

布赖斯一生勤于撰述。除了早年所撰的《神圣罗马帝国》之外,1888年发表的《美利坚共和国》也极负盛名,被视为外国人论述美国的经典著作之一。此外尚有有关政治制度和法律的著作多种。他曾旅行各地,足迹遍及高加索、南美、南非及英国的所有领地,每到一地,往往写下游记,这些作品至今仍然受到重视。退休以后,著述不辍,1921年出版《现代民主制度》一书,对世界上各主要代议制政府作了比较。去世的那年还有《国际关系》一书问世,可谓著述等身了。布赖斯曾和阿克顿勋爵一道于1885年创办了至今享誉不衰的《英国历史评论》刊物,对英国史学界甚有功劳。

▲ 贝登堡男爵、前美国总统塔夫脱与布赖斯 (1912年)

《神圣罗马帝国》是布赖斯的第一部著作,可能撰写于他大学毕业前后,为应征悬赏论文而作。这篇论文于1863年获得牛津大学安诺德历史论文奖金,次年修订出版,以后多次再版,为作者树立了历史家的声誉。

布赖斯撰写本文的时代背景是值得注意的。到19世纪初,延续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已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遭到废除。维也纳会议后,这块曾为“帝国”称号所笼罩的土地组成了德意志联邦,奥地利成为联邦会议主席。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德意志统一运动。作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盟主的普鲁士在争夺统—运动领导权的角逐中,成为奥地利的有力对手。60年代初,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普鲁士当政,力图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德意志的统一。普奥两国之间,出现剑拔弩张的局势。

普奥的争雄在两国史学界也有所反映,表现为普鲁士与奥地利两学派的论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奇指出:“在形成德意志帝国事业中,相当大的责任落到了一群教授的肩上;他们以口头和笔杆来宣传民族主义的信条,来颂扬霍亨索伦王朝。”这里指的就是普鲁士学派,其中可以兰克的得意门生聚贝尔为代表。奥地利也成立了维也纳历史研究所,罗致学者,系统研究奥地利中世纪历史,其中最有名的是西克尔和菲克尔。双方著书立说,颂扬自方王室的功德,抨击对方,展开笔战。聚贝尔在其《德意志民族与帝国》(1861年)文中指出,奥地利纯粹是僧侣主义王朝,它从未关心过德意志的幸福,而普鲁士才是德意志的真正领导者。奥地利必须让路。菲克尔则在其《德意志王国与帝国》(1862年)文中宣扬19世纪的奥地利是中世纪帝国的代表。笔枪舌剑,争执不休,直到普奥战后才告结束。

此时的英国正积极致力于海外殖民扩张。克里木战争之后,英国几乎没有一年不在远方用兵,以夺取或镇压殖民地。它对欧洲事务无暇关注。即将兴起的统一的德意志军事帝国虽然具有一定威胁,但从其传统的均势外交政策来看,倒可以利用来作为牵制法、俄的力量。因此,当丹麦战争爆发,巴麦斯顿政府虽然表示声援丹麦,却未派出一兵一卒。英国人民虽同情小国,但维多利亚女王竟偏袒普奥。结果是丹麦败绩,丧师割地。

布赖斯密切关注德国局势的发展,也十分重视普鲁士、奥地利两学派之间的论战,并倾向于普鲁士学派一方。他也深感兴趣于兰克的另一门人魏茨在1862年对聚贝尔和菲贝尔两人著作的评论。魏茨批评了双方都具有的片面性,并且指出,像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结构,是不能用一元论来加以解释,而应当作为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一个整体来仔细研究。魏茨的这段话很可能对布赖斯选择这个题目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者在书的开头一再声明,他所撰写的是一篇论文而不是一本叙述性的历史著作;他不是要为曾经包括在神圣罗马帝国版图之内的德意志和意大利撰写历史,而是要将这个帝国当作一种体制或体系来加以剖析。这似乎就是从上文所列魏茨的那段话脱胎而来的。作者认为这种体制或体系乃是那些业已过时的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相糅合的畸形产物,意思是说帝国的这种体制正是在基督教和罗马帝国古老传统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布赖斯选择这一角度进行撰述,从他的自身条件和学术界状况来看,不失为明智之举。此时的德国史学界,在大师兰克的带动下名家辈出,巨著如林。布赖斯作为一个异国的年轻学者是不可能同那些享有盛名的德国历史家争一日之长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身份,他没有思想负担,不受传统约束,从自己选定的角度进行考察。由于不是“身在此山中”,遂能识得几分“庐山真面目”,使他不但应征获奖,而且蜚声史坛。

中世纪的德意志有着独特的发展道路。它不同于15世纪即已实现国家统一的英格兰和法兰西,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直到19世纪后期。其深刻原因蕴藏于社会经济的特点之中。位于欧洲中部的德意志,其城市的利益大都与过境商业相联系,国内缺乏共同的经济中心。封建势力强大,资本主义难得发展,王权得不到新兴力量的支持,因之长期保持着分裂割据的局面。然而布赖斯所着眼的那种由宗教信仰与历史传统相结合的帝国体制,对于德意志历史的发展,的确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追溯这个糅合体制的渊源,作者将帝国历史的开端定在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之年。此时尚无神圣罗马帝国之名,只是查理被尊为“受命于上帝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皇帝奥古斯都陛下”,他的辖地大体相当于西罗马帝国。布赖斯认为这是一件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无此则“世界历史将会是另一种样子”。(第5章)

▲ 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变化示意图

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是经过几个世纪逐步形成的。史学界通常视作神圣罗马帝国正式创建者的奥托大帝并不曾为其以德意志和北意大利为主体的帝国建此国号,自己也只沿袭查理大帝的皇帝奥古斯都称号。奥托二世(973—983年)始称“罗马皇帝”,康拉德二世时(1024—1039年),国号始称“罗马帝国”,这些都出自与东罗马帝国对抗的需要。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于1157年定国号为“神圣帝国”则是为了与“神圣教会”相抗衡。在迤后的岁月里,两号合一,遂称“神圣罗马帝国”。到腓特烈三世称帝时(1452—1493年),国号改称“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这表明帝国疆域日缩,只限于德意志一隅之地了。

▲ 奥托大帝

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看起来确实崇高伟大,然而它为帝国及其统治者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麻烦。麻烦来自同神圣教会和教皇的争执,来自同意大利和罗马的争执,也来自同帝国内外王公诸侯的争执。

罗马教皇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虽然逐渐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但他没有军事力量。他在意大利半岛上时常受到伦巴德人的威胁,而对于东罗马皇帝还须遥尊为教会的首脑和保护者,直到东罗马发生破坏圣像运动后才与之分手。当罗马贵族起事时,教皇不得不向法兰克人国王查理乞求援助。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中最早皈依基督教的一支。查理的先人与罗马教皇曾经相互勾结,彼此利用。此时查理应教皇利奥三世之请再度引军入意,遂有800年圣彼得教堂加冕之举。就教会来讲,它获得了新的强有力的保护者,就查理来讲,也可以说是“正中下怀”。尽管艾因哈德在查理传记中说他无意于此,然而,当人们注意到以前多少日耳曼族首领对于罗马皇帝宫廷的尊荣富贵无限歆羡,看到查理的讨伐不臣,早已以人主自居的时候,那些掩饰之词就不攻自破了。这幕喜剧的演出被本书作者视作教皇与皇帝之间少有的几次和谐中的第一次。但是这种以各自利益为前提的和谐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利害的冲突最先反映在一系列的“理论”之中。

8、9世纪以来,一种所谓“世界宗教与世界帝国”的理论逐渐形成。它以中世纪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基础,以基督教教义为依据,由教会杜撰而来。这一理论认为基督教和罗马帝国都具有世界性,两者是重合的。罗马教皇作为上帝的代理人,管理下界世人的灵魂,皇帝作为上帝的代理人,管理尘世事务,而其主要职责是保卫教会。神圣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应该相互依存。但如对这一理论细加玩味,就不难发现,两者的管理职责有灵魂与肉体的主次之别,皇帝的保卫者职责与教会之间也有高下之分。这里蕴藏着教皇地位高出皇帝之上的涵义。帝国方面对于这一理论自然不能接受,便也提出一个与之相对立的理论。它以帝国武力为基础,宣称皇帝直接对上帝负责,不承认教权高于帝权。以后到罗马法复兴时,帝国更以之为武器,论证皇帝权威直接承袭自查理大帝,并非得自教皇,皇帝理应是西方世界的最高统治者。伴随理论争辩而来的则是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冲突。

11世纪的形势有利于教会而不利于皇帝。德意志封建化的完成增强了离心主义的势力。教会则因克吕尼运动而得到加强。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提出了皇帝之于教皇犹如月光之于日光的“理论”,指出皇帝必须依赖于教皇。70年代发生的主教授职权之争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第一次尖锐的冲突。教皇利用诸侯反皇帝势力的强大并凭借自己手中的绝罚权力迫使亨利四世接受卡诺沙的屈辱。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下一个世纪之初,双方的继承者缔结了窝姆斯宗教协定才告结束。皇帝不但把从来属于自己的主教授职权失掉一半,在其他方面损失也多。经过这次较量,教皇地位高于皇帝的理论得到证实。在此期间发生的十字军东征的领导权,本来应当属于作为基督教世界捍卫者的皇帝所有,但却被教皇拔了头筹。皇帝的臣属,包括德意志的封建主和意大利的城市,都从教皇身上看到一个抵制皇帝的力量,可以引为同盟者了。

到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时,更提出“帝国转移”的理论,宣称利奥三世施恩把帝国从希腊人手中取来转给日耳曼人查理,这种代表上帝行使的权利应该永远保存在后继教皇们手中,因此他们可以随时收回这种恩赐,转施给比现任者更配得上的人选或国家。此时教会势力鼎盛,教皇挟其加冕与绝罚的权力,对皇帝肆意废立,因之在这场基督教世界中谁更神圣的角逐中,皇帝只能是甘拜下风了。

▲ 十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冠

皇帝自认承袭罗马帝国传统,坚持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举行加冕礼的仪式。他垂涎意大利城市的富庶,更希望把持罗马借以控制教皇。因此罗马成为许多代皇帝登位以后首先要前往的目标,同时也就成为他们丧师铩羽的陷阱。

从奥托大帝起的三个世纪中,几乎是每一个皇帝都亲自统军直趋罗马。军队沿途蹂躏破坏,遭到意大利居民的抵抗。其中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红胡子腓特烈曾六次侵攻意大利,先后历时三十年,屡遭惨败。他虽然获得加冕,但却是得不偿失。皇帝因干预教皇选举而与后者结下仇恨。军队的暴行激起意大利城市的敌视,它们不再依附于皇帝。皇帝长期出征域外,无暇顾及国内,诸侯乘机扩充实力,日益坐大,至于帝国自身却如本书作者所指出,“条顿骑士的精华一代又一代地越过阿尔卑斯山,死于伦巴德人的剑下,或死于更加致命的罗马热病之中”,国力消耗殆尽。

凶悍如腓特烈者尚且如此,后来等而下之的继承者就更加无能为力。随着1313年卢森堡朝皇帝亨利七世在托斯坎尼之死,帝国在意大利的历史遂告终结。加冕于罗马的传统并不曾为帝国带来多少威严与尊荣。

这个自封的世界性帝国实际上很不像样子。它是西欧唯一拥有帝国称号的国家,自认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在其保护之下。在全盛时期,帝国曾拥有广阔的疆域,除德意志本土外,意大利北部、法兰西东部、瑞士、佛兰德尔、波希米亚等地均曾一度包入,并向东拓地远抵奥德河。然而周围国家并未畏服,而是设法抵制,有时还兵戎相见。当英法等国开始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时,帝国却因穷兵黩武、国力损耗而分崩离析。德意志本土以外的地区纷纷脱离帝国而他去。到1440年帝国国号改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时,它的“世界性”便完全消失了。

▲ 选帝侯

皇帝在国内并非至高无上。几家大诸侯拥兵割据,不听皇帝诏谕,有时还兴师抗命,争夺皇位。根据传统,新皇帝要由诸侯选举产生。有选举权的诸侯逐渐形成一个由教俗诸侯七人组成的团体,称选帝侯。皇帝为了拉拢诸侯,几次发布诏书,授予他们以特权,到1356年“黄金诏书”的颁布,最终确立了选帝制,承认了诸侯在领地上的绝对权力,也规定了皇帝在帝国中有名无实的地位。由于大诸侯对帝位的激烈争夺,无人当选,一度出现历时二十年的“大空位”。在迤后的选举中,选侯们故意推选实力较弱的家族当皇帝。哈布斯堡王朝即是一例。这个王朝从1438年再度当选之后,一直统治到1806年帝国告终。王朝为保住帝号,不敢得罪诸侯,只将注意力集中于保持和扩大本皇室的领地上.一任诸侯们各自为政。16世纪初年的马克西米连为自己加上“当选皇帝”的头衔说明他认为能够当选已是万幸了。

16世纪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风暴席卷了德意志全境,也冲击了皇权。作为教会捍卫者的皇帝自然要站立在天主教阵营的最前列。经过长年的宗教战争,天主教阵营并未能制服新教势力,路德派在德国取得与天主教会分庭抗礼的地位,因之作为一派之首的皇帝最多只剩下了半壁江山。

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再次给予皇帝以重大的打击。自诩为西欧各国之首的皇帝,其内政权力竟然受到国际条约的多方限制。德意志分裂为近三百个独立的诸侯领地和一千多个独立的骑士领地,它不再是一个帝国,而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正如书中所描绘,当时的旅行者行经德国中部,每一两个小时就穿过一个小邦而进入另一个国度。到18世纪,帝国的存在已不复为臣民所记忆了。

▲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帝国划分

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评论神圣罗马帝国时有一段名言说:它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布赖斯在这篇论文中充分地发挥了这一论点。

布赖斯的大块文章集中论述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世纪阶段历史,在最初的版本中只以末尾的两章叙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至帝国终结的一段。美国著名史学史专家J. W. 汤普森曾指出,“他的最后数章透露出悬赏征文的特点”。书出以后最初几次再版时,作者根据德意志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本书内容作过少量修改补充。1873年出第四版时,作者增添了“补编”一章,到1904年的最后版本中,作者曾作了较多的补充,篇幅从二十二章扩充到二十四章。前面增加了“东罗马帝国”一章(第十七章),后面把“补编”扩为两章。这部中译本即据此版译出。

布赖斯此书问世后深受欢迎。百余年来再版数十次,译成多种外国文字,传诵甚广。揆其原因,确有引人入胜之处。他出身于牛津大学,受到牛津学派严谨学风的影响。书中选用材料十分坚实。例如第十六章“中世纪的罗马城”中有一节关于皇帝赴罗马加冕的记述,描绘了教皇对皇帝的到来深加警惕,多方阻挠,罗马居民则是经常以兵戎相接待。这是一件不常见的材料,颇可说明以罗马皇帝自居的德意志君主是何等地见拒于罗马。

作者选择的剖析角度颇为巧妙,他以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给予这个中世纪帝国的影响为线索,纵论它的成败得失,读来确是别有见地。作为一位青年资产阶级学者,他在思想上承受了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时代思潮影响,因之在处理上述问题时,是能够持一定的批判态度的。

欧洲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了人们对于了解德意志过去历史的要求。从布赖斯撰写本文时开始,德意志的国势日益强盛,它谋求世界帝国的野心日益昭彰,不能不引起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戒惧。布赖斯在这篇长文中表达了人们憎恶侵略的心声,也向德国统治者发出了殷鉴不远的告诫。

作者除在各章中分别述及外,还在第二十二章“综述和反思”中集中表达了帝国不可能再现的论点。他指出:帝国体制只反映一个时代而非所有时代的政治理想,沿用到其他时代只能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影子;过去的德意志王国业已被罗马帝国的沉重负担压得粉碎,时至今日民族感情更不可侮,任何国家,无论其力量和物质资源如何巨大,也不可能在近代欧洲重新扮演古罗马的角色。最后还指出:“任何摧毁其他民族的国家生存的人们,必然会丧失他们自己的生存。”这确是相当深刻的警句。

书出之后,在西方史学界受到广泛的誉扬。巴克认为“这本书是论述精辟的不朽之作”,古奇则说:“经过多次修订后,这部书已成为全世界研究者了解中世纪欧洲的理论与实践的一部指导著作。”评价未免过当。但在苏联史学界所获评价却不甚高,人们批评作者“把所谓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起和发展同中世纪世界观的特点联系起来”。实际上,本书的主要毛病确实出在史观上面。尽管作者此文着力于上层建筑方面的剖折,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但是对于经济基础方面的演变,在中世纪诸章中几乎不曾涉及,在近代部分的补编里也只是浮光掠影,因之对于帝国的历史是无法取得全面认识的。书中完全忽略了人民群众的活动,甚至在论述宗教改革及其对帝国的影响的一章里,对于这次席卷全德的人民革命风暴也是只字未提,而将画面移向皇帝穷于应付的场面。但是对于一些皇帝,诸如查理大帝、奥托大帝乃至红胡子腓特烈,却是颂扬备至。作者甚至将帝国不振的原因归之于皇帝位置上缺少“真正伟大的人物”。这位资产阶级学者毕竟不可能超越其阶级局限。

一百多年前正值德意志统一前后,本书出版,受到欢迎,经久不衰。今天又值德国重新统一,以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姿态出现于中欧,引起世人注目。本书中译本恰于此时问世,希望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重视。

【本文摘自《未名集——戚国淦文存》,写于1992年,原题“《神圣罗马帝国》译者序”,微信题为编者所拟】


《未名集——戚国淦文存》
戚国淦 著
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出版

本书为纪念著名世界史学家戚国淦先生百年诞辰整理、编辑而成,收录了戚先生的重要学术文章,包括世界史探研和中国史探研,以及诗词与楹联、自述与他叙等。本书既全面反映了戚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也体现了老辈学者深厚的国学根基和文史杂糅的学术旨趣,可给予读者多方面的收获。本书是对戚先生学术造诣和人文精神的最好纪念,也为读者展示了戚先生极具深度和广度的史学与人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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