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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5 17:58: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毕会成
文章来源: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作者简介: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073 毕会成(1968- ),男,山东荣城人,天津师范大学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古希 腊和古罗马史研究。

内容提要:梭伦和庇西特拉图是在雅典处于同一社会转型阶段先后出现的两个人物,庇西特拉图 是在作为诗人立法家的梭伦未能全部完成历史使命的情况下,以铁的手腕加以完成的后 继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僭主的庇西特拉图可以视为“带卫队的梭伦”。



关 键 词:庇西特拉图  仲裁政治  僭主政治  绝对君主制  Pisistratus arbitration polity  tyr anny  absolute monarchy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2)04-0107-06

      一般认为,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是对梭伦所启动的雅典民主进程的强行中断和反动 ,至少也是民主运动的暂时倒退。古典时代以来,两人在历史上所享有的地位也判然有 别:梭伦名列希腊“七贤”之一,僭主却几近十恶不赦;弑杀庇氏之子希帕库斯(Hippa rchus,后人误将此人视作当时的僭主)[1]的哈摩荻乌斯(Harmodius)和阿瑞斯托吉冬(A ristogiton),则俨然成了雅典和雅典民主的“救星”。然而,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人物 的历史作用的分析表明,庇氏事实上是在梭伦退隐政坛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旨在贯彻和 深化梭伦改革,从而客观上为民主政治全方位夯实基础的一个人物。他与梭伦的区别仅 在于他的“僭主”名号和铁的手腕。单有作为立法者的梭伦,民主政治不能自动稳固下 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庇西特拉图是另一个梭伦,可以称之为“带卫队的梭伦”。

      一

      作为制度的雅典民主究竟确立于何时或归功于谁的问题,历来就有不同说法。仅以古 典作家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始自梭伦[2];希罗多德认为归于克里斯提尼[3];老寡头认 为源自希波战争以来平民充实海军而力量大增的现实[4]。也就是说,时间还得往后推 。不过,如果把民主政治视为一个过程,即民主进程,则其开端无疑在梭伦改革。就宪 制而言,梭伦创设了财产等级制原则,之上确立了公民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政治结构。 而财产原则是对此前贵族政治的血缘原则的直接否定,具有重大的民主意义:只有贵族 才能参政的限制被打破,现在所有等级、不同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公民皆可参政了。更重 要的是,梭伦宪法为日后的民主政治构筑了赖以在其上生长的基础和赖以在其中完善的 框架:民主盛期的主要机构和职务已经创设——公民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议事会,由听取 诉讼的民众临时组成的民众法庭(heliaia,后发展成制度化的陪审法庭)以及民选执政 官;公民大会至少在原则上确立了最高的权威性;根据司法改革,公民如果不服长官法 庭的判决,可直接上诉于他们以法官资格列席的公民大会,他们还取得了就执政官的决 议向民众法庭提起公诉的权力,后来扩及针对一切议案的发起者,是为“不法申诉”。 这两项权力事实上使普通民众掌握了政治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尽管政治权利在不同等级 间尚有差等,但在社会立法上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比如订婚法[5]、继承法[6]和抚孤 法[7]等。通过社会立法和政府对私人事务的广泛干预,推动超越血缘原则和地域界限 的公民精神的形成。而且,梭伦在培植这种精神的同时也在考验这种精神,即作为社会 共同体的一员甘愿接受政府干预和调停的精神。从长远看,公民精神的培育,对民主政 治的意义并不亚于制度建设。它的极致是雅典人在希波战争期间表现出的高涨的爱国主 义。这种深沉的对政治共同体的依恋情感和献身精神,既与东方的忠君主义毫无相似之 处,也与中世纪狭隘的骑士忠诚有别。它只是到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才再次得以 展现——此时封建的自我封锁的堡垒被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一一克服。最后,梭伦为他的 政体预设了进一步演化发展的自动机制,使后来无论是克里斯梯尼的改革,还是伯里克 利式的“抽签”民主都成为梭伦宪制的逻辑展开。他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 和民众法庭,有权对他们关心的任何问题进行议决,这就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第 一推动力”,意味着任何符合民众利益,因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要求最后总能形诸议 案。相形之下,所谓“民主领袖”却不过是充当了议案的发起人而已。

      毋庸讳言,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梭伦还不可能有意识地进行民主政治的试验。他受命于 债务奴役大行其道的危机时代,全国大部分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雅典社会正在酝酿 一场前所未有的动乱。因此,梭伦的使命首先是结束当时雅典社会的对抗局面。而作为 调停者,他化解危机的原则和立场都只能是折中主义的。他废除债务奴役,暂时保全了 小农的份地,但拒绝重分土地;他允许公民自由处理地产,又为土地占有划定最高限额 并对挥霍祖产者予以惩罚;他结束了贵族政治,让人民“保留有决定的权力”,但“贵 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恢复起来”;[8](P132)他痛恨贵族的为富不仁, 也指责穷人的贪得无厌,他使两者各得其所,所依靠的只能是中间阶层,即工商业者。 梭伦的财富原则正是在贵族与新兴工商业中产阶级之间找到的结合点。可见,梭伦式政 体首先体现了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因而必定是两种政体特征兼于一身,这是人 们对梭伦政体长期莫衷一是的原因所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梭伦宪法同时被寡头派和 民主派引为同道[9],由此看来也决非偶然。当时流行的“人的价值在财富而不在门第 ”的口号也表明,他更多地是以有产者的“财阀政治”(Timocracy)取代了土地贵族的 门阀政治(Gennecracy),完全的民主政治还有待财产资格的逐步废除。但民主肇始于梭 伦却是无疑的;而且,即便从近代民主的标准来看,梭伦时代的民主程度已令后人悚愧 不已了。

      作为规律,在希腊的城邦世界,民主政治的诞生通常要经历僭主政治这样一个扶植工 商、抑制贵族的前奏。梭伦面对的那种危机,在其他城邦多半会导致僭政的产生(同样 的危机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将科林斯、阿各斯、西息温等邦推上僭政之路);雅典国内也 有人劝梭伦作僭主,梭伦在麦加拉战争中的卓越战功和崇高威望,也使他完全有可能利 用社会的紊乱将仲裁权力转化为独裁。可以说,只是梭伦的个人因素,因而也是偶然因 素(中庸的人格和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才推迟了雅典僭主的出现,而促成民主政治的早 产。

      因此,梭伦是在工商业尚未为民主政治奠定足够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提 前启动了雅典的民主进程。梭伦鼓励工商的政策表明他在本能地为新政权培基固土,只 是在当时迟迟得不到安定的环境,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新政权的财阀倾向又使它失去 下层工商业者的支持。而作为诗人的梭伦,他的理想主义气质使他以谦谦君子之心揣度 芸芸众生之腹,幻想通过一纸法令就可以让国人各安其是。于是,一旦将改革方案付诸 文字,他便以大功告成的姿态飘然离任,而把改革的具体实施和僭主的名号都一并留给 了庇西特拉图。梭伦去职之后,上层工商业者无法阻止来自传统贵族和下层民众两个方 面的分离倾向,城邦再度陷入纷争局面。复归的时势呼吁一个新的“梭伦”,不是作为 诗人和立法者的梭伦,而是带有卫队的“梭伦”。

      二

      梭伦去职之后不久,党争的纷扰旋踵而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参与党争的派别 有三,即所谓“山地派”、“海岸派”和“平原派”,名称来自各派成员的所在地。但 对这些地区的具体所指存在分歧,亚氏把山地派称为“狄亚克里奥伊”(Diakrioi),意 为“来自狄亚克里亚(Diakria)的人们”[2],在潘狄昂诸子瓜分阿提卡的传说中,“狄 亚克里亚”系指阿提卡东北部山地;但希罗多德称此派为“许佩拉克里奥伊”(Hyperak rioi),[3]意为“山那边的人”。“山那边”当指从雅典卫城向外看去,为伊米托斯山 所遮掩的那部分地区。海岸派所在的帕拉利亚,在上述传说中指的是阿提卡的东南部, 即苏尼乌姆海角的两侧,在修昔底德那里,这块地方也称帕拉洛斯;另一方面,克里斯 提尼重划部落时,帕拉利亚指除雅典城直接邻近地区外,从麦加拉边境到彼奥提亚边境 的整个沿海地区。平原派(Pediakoi)中的平原同样是不明确的,它可能指雅典城周的中 央平原,也可能指伊米托斯山那边的东部平原。

      山地派的两个名称,不可能都是原名,希罗多德的“许佩拉克里奥伊”可能是正确的 ,他是我们最早的见证人。如果他的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在解释为何会出现“狄亚克里 奥伊”的别名时就容易多了。因为这是人们更为熟悉的名称:庇西特拉图的出生地布饶 戎(Brauron)就在狄亚克里亚的南端,[10]而且狄亚克里亚和帕拉利亚一起出现在潘狄 昂的传说中。反之,如果狄亚克里奥伊是原名,那就很难解释希罗多德为何要给予不同 说法。山地派,既然指“山那边的人”,这就决定了其他两派的位置,它们一定指从雅 典卫城可以看得到的地区;平原派指的是与雅典城北部直接相连的大平原,其领袖来库 古(Lykourgos)出自其中的布塔达(Boutadai)德谟;[11](P348)海岸派指的是与雅典城 南部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带,其领袖阿尔克墨嗡(Alkmeonidai)家族也来自这一地区。[12 ](P53)

      自然,各派的名称仅指示其核心成员的居聚地。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各派的政治倾 向可以推定:“平原派”主要指那些在平原地区(未必仅限于中央平原)拥有土地的雅典 土著居民(相对于晚近的外来移民而言),从这里产生了雅典的传统贵族,它是形成保守 势力的堡垒,其中的小农则是贵族权力的当然追随者。他们在梭伦改革中不得不出让部 分权力,但实力并没有受损,在时局动荡的岁月里,愈发怀念昔日的无限风光,其政纲 是恢复刚刚逝去的贵族政治。“山地派”主要指偏远山区的贫苦农民,他们曾对梭伦改 革寄予厚望,希望重分土地的要求能得到满足,因而改革的结果让他们倍感失望;他们 也是梭伦后期诗作中斥为“贪得无厌”的那类人,因为身处闭塞和目光狭隘,极易接受 要求改变现存秩序的煽动,成为极端不满者的政治大本营。[3]在他们之外还汇合了两 类人,即“因失去债权而贫困的人和因血统不纯而担忧的人”。[2]其中“血统不纯” 者系指较晚迁入雅典、尚未在阿提卡取得胞族族籍的根基不稳的工商业者。该派人数众 多而地位低下,其领袖庇西特拉图有“民众支持者”(demotikotatos)之称;[13]海岸 派主要指那些聚居沿海地带、因经营工商业而致富的人,他们是梭伦式民主的社会基础 ,是梭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代表着维持现状的力量,既不想走得更远,像山地派那样 ;更不想倒转车轮往回走,像平原派那样,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他们的政纲称之为“中间 路线”。

      党争的最后结果是山地派领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僭主政治,它本应在梭伦时代就出现 了。相似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它与梭伦仲裁政治的异曲同工:它们都建立在社会冲突难解 难分的基础之上。庇西特拉图并没有触动梭伦宪制,只是在这之外加上梭伦所不曾有的 政治铁腕,因而也就实现了梭伦所不曾有的社会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梭伦改革。

      首先,梭伦确立的政治和法律秩序得到他以身垂范的维护。他曾亲自出庭为自己的谋 杀罪名辩护[14]——尽管这种行为在僭政背景下只具有象征意味。在他的统治下,公民 大会继续召开,400人议事会仍负责为公民大会草拟议程;议事会大厅还得以扩建,普 通民众更习惯于到法庭申诉;执政官和其他公职的选举活动也照常进行。梭伦改革已经 处理好了贵族特权问题,并为日常行政提供了最新式的机构和形式主义的程序,庇氏则 让现存的法律与制度不动,仅仅注意使自己的亲信选进政权机构。

      其次,梭伦鼓励工商业的政策在庇氏这里得到了外交上的延伸。他以武力征服了那喀 索斯(注:希罗多德认为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至少需要100艘战舰(Herodotus.I,64;V,31));在赫勒斯滂,西吉昂(Sigeion)失而复得,[3]加上老米泰雅德占据切尔松尼斯( 注:没有庇氏的同意甚至帮助,米氏不可能入主此地。尽管后来当米氏家族成为民主时 代的领袖时,他们把此事虚饰成老米泰雅德不与僭政合作的自我流放。),雅典基本控 制了前往黑海和南俄的通道;庇氏主持了清祗提洛岛圣地的仪式,说明他已经控制了爱 琴海的这个古老的商业和宗教中心。庇氏事实上开了日后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 和伯里克利的海上扩张政策的先河。与此同时,他发行了将流通500年而不衰的“枭鸟 币”,整饬市场,架设输水管道为城市提供稳定的水源供应,大兴土木,系统开采劳里 温银矿,还以贷款扶植小农的园艺业生产。庇氏的工商政策卓有成效,其标志是当时的 阿提卡彩绘陶器行销地中海各地,到处排挤着科林斯陶瓶。其上所绘画面见证了雅典手 工行业的极其多样性。[15](P408)一般认为,真正的城市也是在僭政期间出现的,它为 工商业者提供了固定而集中的活动空间,上层工商业者的“海岸派”变成了“城镇派” 。

      再次,梭伦培植公民精神的努力在庇氏时代得到了宗教层面的支持,他鼓励全国性崇 拜,通过雅典娜大庆典,鼓励崇拜雅典娜女神,在狄奥尼索斯祭日引进了悲剧合唱队的 竞赛活动。狄奥尼索斯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神祗,不为某个贵族家族所独占,雅典娜则 是城邦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保护神。

      最后,梭伦对贵族政治的制度性颠覆在庇氏这里发展为赤裸裸的放逐与暗杀。僭主政 治首先是对贵族政治的反动,对僭政的威胁也主要来自强有力的贵族人物。因此,在策 略性笼络的同时,庇氏始终不忘对他们的防范与镇压,与西蒙的关系就说明了这一点。 西蒙曾与庇氏有过争吵,公元前536年,当他在奥林匹亚赛会上首次取胜时,还在流放 中。公元前532年他让人以庇氏的名义而不以自己的名义,再次宣布竞技获胜,由此与 庇氏取得谅解,重返雅典。公元前528年西蒙第3次获胜,不久被暗杀于暮色苍茫之中。 庇氏的许多反对者都遭放逐,留下的必须交出人质送那喀索斯岛的吕格达弥斯处监管。 僭政对贵族的打击不可谓不沉重,僭政结束后仅3年,民主政体在雅典最后确立了。

      梭伦是在相关条件远未成熟的情况下将雅典提前推入民主进程的快车道;反过来为其 全面“补课”的却是此时的庇西特拉图。庇氏在“僭政”外衣下的民主之功,不容抹煞 。

      三

      与梭伦早产的民主相比,庇西特拉图的僭政在希腊历史上更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公元 前7-6世纪出现在一系列城邦的早期僭主政治的一部分。把它置于这样一个更为宏阔的 背景上加以考察,显然更有助于对它的规律性的把握。

      1.僭政只是出现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城邦。主要限于大陆的地峡地区,如阿各斯、科林 斯、西息温、厄庇达洛斯(Epidauros)、麦加拉和雅典,再加上爱琴海的那喀索斯、萨 摩斯以及小亚沿岸的米利都。这些城邦多半位于连结萨罗尼克(Saronic)海峡和科林斯 海峡的主商路上,工商业和城市化都发展较快。其时,科林斯和米利都是手工业、商业 和殖民运动的中心,科林斯的陶器几乎垄断了希腊市场,米利都在黑海地区的广泛殖民 ,使该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米利都”。僭主们大修输水管道,表明人口聚居的城市正 在形成,以致原来的水井已不敷所需。根据美国考古学家的发掘结果,此时科林斯城区 东西长3英里,南北为1.5英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16](P20)

      而且,僭政在各邦出现的先后顺序,大致也是各邦经济勃兴的先后顺序。公元前7世纪 的僭主城邦,像科林斯、阿各斯、西息温,比之公元前6世纪才出现僭主的雅典、那喀 索斯、萨摩斯诸邦,工商业的发展要早许多。科林斯陶瓶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到6世纪 前半期主宰了意大利市场,此间正好是库普塞洛斯家族在科林斯确立僭政的时间(公元 前657—前585年);雅典的陶器出口始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稍前,到下半期则完全排挤了 科林斯陶器。此间,科林斯僭政结束,雅典僭政确立;而雅典僭政的覆亡与其归因于庇 氏后继者的过失,不如说是由于波斯人的侵入而导致的商业利益的丧失。他们夺去了西 吉昂和科尔索尼斯,将雅典的商船逐出爱琴海。更致命的是,色雷斯矿区落到了波斯人 扶植的希腊人希斯忒奥斯(Histiaeus)之手。

      2.僭主本人不管出身如何,都亲身参与过所在邦的工商业活动,且成就斐然。庇西特 拉图对色雷斯银矿的成功经营,为其政权提供了稳固的经济支持,而当他的后代失去对 色雷斯矿区的控制时,僭政也就岌岌可危了;珀里克拉狄斯在成为僭主之前,已在萨摩 斯的主导产业——金属制造和羊毛制品的生产上举足轻重了。他还以海盗活动著称,在 当时这是与正常商业难分彼此的经济活动;科林斯的第一任僭主库普塞洛斯,根据乌里 的研究,他的名字的含义恰为“陶工”,[17](P294-295)说明他与科林斯最大产业间的 密切联系。

      3.早期僭主政治与铸币的使用存在决非偶然的关系。希腊世界的第一个僭主是阿各斯 的斐冬,希罗多德说他曾“为伯罗奔尼撒人制定度量标准”[3],后来的厄弗鲁斯(Epho rus)进一步提出银币也是首先由斐冬在厄齐那铸造的。这一说法一直遭到质疑。但乌里 将古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参照,认为希罗多德所说的阿各斯人入主厄齐那之事正发生在 斐冬统治时代,且根据传说,斐冬收复了多利亚时代早期阿各斯诸王曾统治的特墨诺斯 (Temenos),而此地恰恰包括厄齐那岛。在这种背景下,斐冬在厄齐那重订度量衡,包 括铸币在内,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厄弗鲁斯的话意味着希腊历史上的第一个僭主正是 第一个引进铸币的人。[17](P294)而在雅典,这个早期僭政的幕布最后拉上的地方,不 管梭伦时代是否出现铸币,铸币在庇氏初登僭主宝座时肯定已经有了。引领庇氏返回雅 典,第一次恢复僭主政权的色雷斯姑娘费厄,之所以能被公众接受为真的雅典娜,盖因 她与当时习见的铸币上的雅典娜肖像相符。由于控制了色雷斯银矿,并系统开采劳里温 银矿,庇氏可能通过铸币权的垄断进而垄断了雅典的财政,所以他才能雇佣军队,给小 农广为贷款,并大兴土木。可见,希腊历史上第一批僭主(早期僭主)的出现之时也正是 第一批铸币的诞生之时。

      4.僭政都以鼓励工商、兴建公共工程、打击贵族为己任。庇西特拉图的做法已如前述 。珀里克拉狄斯(Polycrates)为萨摩斯所建的输水管道是公元前6世纪最盛大的工程之 一,他大建商船、港口,可能还建有一个巨大市场;库普塞洛斯在利卡乌姆(Lechaeum) 建立新港,并修成横穿科林斯地峡的曳道,在亚德里亚海沿岸建立一系列殖民地,而且 这些殖民地不像其他城邦那样独立于母邦,而是隶属于母邦,显然服从于建立海上帝国 和确保西向商路的目的。希罗多德[3]曾讲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说科林斯僭主伯利 安德就如何治国曾问计于米利都僭主特拉绪布卢,后者对使者的问话并不作答,只是将 他引出城外,在经过一片谷地时,特拉绪布卢将突出的穗子统统剪下抛掉,然后将使者 打发回去。伯氏听此叙述,恍然大悟,明白这无非是要他消灭城邦中最有势力的贵族。 这当然只是一个故事。事实上,伯氏之父库普塞洛斯确立僭主政治时,就驱逐了以前统 治科林斯的氏族巴客阿提斯(Bacchiades)。尽管他本人就属于该族。为分散贵族的影响 力,西息温的克里斯提尼和米利都的特拉绪布卢都对氏族部落体系进行过重组,在科林 斯8个部落被均等地划分为若干个“三一区”,后来雅典克里斯提尼民主改革的核心举 措在这里已经实行了。

      5.僭政大多昙花一现,持续时间不过二三代,显然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以上现象综合 起来,大致可以引出如下结论:早期僭主政治是在殖民运动背景下,时当希腊由农业社 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产物。这种转型使个别野心者有可能利用社会动荡,通过垄断新型 的商业资源,尤其是通过垄断财政来源,进而达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因此,这些僭主 上台以后,都毫无例外地为工商业的发展创设条件,巩固与工商业者的联盟,打击旧贵 族的势力。

      达到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僭主政治通常成为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 转化的中间环节;达到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僭主政治与工商业者在 本性上是如此地不相容,仍只能违心地与工商业者结盟。

      客观上,作为过渡时期的政治类型,僭政没有属于自己的稳定的阶级基础。它奠基于 社会冲突力量的均势之上,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超然姿态,表现出某种对社会全体 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政策表象。就庇氏而言,这一性质还因他的外来支持得到强化, 他的财政支持主要来自色雷斯银矿,他还从底比斯和其他友邦得到资金援助,他的军队 来自阿尔戈斯,并得到后来成为那喀索斯僭主的吕格达弥斯的帮助。在取得政权以后, 他直接凭靠的也是一支外国雇佣军。这样,除受到打击的大贵族而外,庇氏几乎对所有 阶层都广泛笼络:通过扶植小农和鼓励工商,他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原来各派民众之间的 分歧;对于贵族,也不是统统推到政治的对立面,公元前525-前524年被推作首席执政 官的克里斯提尼还出自庇氏的宿敌阿尔克墨嗡家族。

      但是,主观上试图永世长存的僭政又不能不培植自己的社会基础,哪怕是同盟也行。 如前所述,僭政首先是对贵族政治的反动,与贵族集团合作(个体意义上的贵族是另一 回事),无异与虎谋皮。表现在党派斗争中,庇氏的山地党从未与代表旧贵族的平原派 合作过。人们往往根据庇氏是山地派的领袖这一点来推断僭主政治代表贫农的利益。在 历史上,小农可以依附于某一党派,但从来没有哪一个政权是真正代表小农而又能维持 常态的。一旦庇氏当上僭主,他必然寻求新的社会支点。小农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群体, 正如克伦威尔时代,自耕农组成的军队可以成为克伦威尔登上护国主宝座的工具,但护 国主政权却不可能代表自耕农的利益,虽则表面上可能有一些安抚性的政策。“克伦威 尔之后一百年,英国的自耕农差不多完全绝迹了。”事实上,“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 起义中,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必然破产的 经济又恰恰是农民。”[18](P39)希腊又何尝不如此。僭政多以农民为盘剥和压迫的对 象,庇氏曾贷款扶持小农,但目的却是借此使小农专于农事,从而剥夺农民实际的参政 权[2],并保证农产税(5%或10%)的足额缴纳——雅典历史上还只有庇氏曾对农民征收过 直接税。这样的扶持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从偶遇庇西特拉图的开荒农夫的抱怨中,可以 感到并不是所有的小农都买庇氏的账。在僭主时代的科林斯和西息温,农民甚至不准随 意进城。克里斯提尼规定,西息温的农民进城必须身披羊毛以作标识。

      故而,庇氏所寻求的社会基础只能是蒸蒸日上的工商业中产阶级。庇氏与海岸派领袖 阿尔克墨嗡家族的联姻就是他寻求新的社会基础的标志。后来联姻崩溃,但工商业者却 留在了庇氏的阵营,以致阿尔克墨嗡家族不能从国内取得支持,不得不转向斯巴达。庇 党本身也有一部分工商业者。他为工商业拓展市场和创造条件的种种努力都旨在巩固这 种关系。

      在欧洲历史上,希腊的僭主政治与中古晚期英国的绝对君主制颇多相似之处:两者都 出现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期;两者依赖的资源是商业的,而不是农业的;两者 都奠基于新兴工商业中产阶级与传统土地贵族势均力敌的对抗之上;与工商业者的结盟 ,对它们而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为巩固这种结盟,它们不得 不为后者提供政策支持,并在后者羽翼丰满时成为其牺牲品(在雅典,工商业者尚未来 得及对僭主兵刃相向,僭主政治就结束于流亡贵族的反扑之中),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沦 为工商业民主欲进先退的跳板。

      概言之,尽管人们往往把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视作梭伦民主的不幸中断,岂不知, 没有僭政这段以退为进的为民主政治全面夯实基础的时期,梭伦民主这个早产的婴儿几 乎难逃夭折的厄运。梭伦与庇西特拉图,貌离而神合,把庇西特拉图称为“带卫队的梭 伦”,恐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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