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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1 05:02: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姜亮夫
文章来源: 浙江日报/1961-11-21/ 第3版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治学方法问题,我曾与中文系青年教师和专业班的同学谈过一次,重点在方法方面。这次想着重谈谈自己的经历。我没有什么专长,而且是一个天资迟钝的人,但我谈谈自己学习研究中的一点一滴,可能对一些同志有些帮助。

   求学时代
   我小时候读的不是《四书》,而是《地球韵言》、《历代都邑歌》、《格致教科书》等。进中学以后,开始接触文学,那时候叫国文。记得有一次我读《留青新集》中的一首词《宫中调笑》,觉得音调很美,读起来很悦耳,于是就开始模仿填词,并找了许多诗词来读。
   在大学时代,我逐步懂得了学习方法。当时大学中文系共有四门课:文学(包括散文、诗、词、曲)、经学(主要讲诗、书、三传)、小学(今天的古汉语)、哲学(包括伦理、心理、逻辑、哲学史等)。我努力学习四门功课,想成为一个全面的学生。这样,的确使我从中得到许多知识,教文学的林思进先生教我们读整部的书,一部一部读下去,禁止我们未读过原著便读诗话词话等等。而且林先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使我很爱好文学,整个大学阶段,天天作文、作诗填词,写了二千多首诗词。
   经学是龚道耕先生讲授的,初步是学诗、书,学习的方法是读原文看注疏。从这以后我才知道中国学术有家派,两汉以前的学问必须区分家派。当时我向廖季平先生请教,他讲了汉学宋学的区别,他说:“孟子是宋学的根源,荀子是汉学的根源”等等。但这两句话,直到我三十几岁教书时,才懂得了它们的意义。
   廖先生是今文学派,他把公羊家的政治有三世之说:“据乱、升平、太平”等详细讲过,这一点,使我认识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读哲学,使我懂得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之安排,以及宇宙论,认识论等等问题。
   “小学”(即古汉语)的学习比哲学更为艰苦,先生指了路,但如何进门,全无所知。《广韵》抄过两三遍,说文点过两三遍,还是茫无头绪。林、龚两先生都很重视,都认为是求学的基础,只有死啃一途,渐渐地也尝到一点味道。但始终是点点滴滴,枝枝节节的,得不到系统,更不能独立工作。整个大学读书时代,我对这一类的课程,极为重视,而进步极端缓慢。我当时觉得诗情词意被它磨损了不少。
   总的说,大学阶段,我对知识有几点认识:一,懂得读书要有一定的基础,“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精神。不要做空发议论与无关痛痒的文章及顺风倒的诗词。二,懂得了学术是有流派的,即使是一个人的学问,也可能早晚有区别,因此不但要看他全部作品,还要分别他作品的早晚。
   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因此读书倒也十分用功。大学毕业,我在学习方法上有这样的体会:一,初知“连类而及”及比较的读书方法。做学问可以从一个问题引出其他问题。二,初知根底之学与浮夸之学的区别。先生教我们读诗词,但不许我们看诗话、词话,他说:“做学问要从根底着手,每首诗读懂了,自己也会做诗话、词话了。的确,首先要接触原始材料,如果只看别人做的概论,只了解一些皮毛是学习不好的。抄别人的东西,因袭别人的思想,也妨碍自己学业上的进步。在这一段时期,我熟读一些基础书,如《诗经》、《书经》、《左传》、《礼记》、《楚辞》、《史记》、《说文》、《广韵》、《荀子》之类的书,对打基础很有好处。

   如何做研究工作
   那时读书,先生只指点方向,不告诉方法,这使我碰到许多困难,走了不少弯路。如读《小学》,先生告诉我看《广韵》,我就只能买了一部《广韵》来读。一部《广韵》我一字一字抄过三遍,搞了七八年,还无头绪。后来我看到高元的《国音学》,才恍然大悟,才开始知道方法之重要。
   进清华研究院后,才真正懂得了点做研究工作的方法。研究院生活条件很好,环境极美,颇有意继续作诗填词。我就把二千多首诗词请先生看,这些诗词以前我给林先生看过,林先生只挑选了四十首,我不大服气。这次给梁任公先生、王静安先生去看,他们都说诗里理性过多,才情过少,不宜为诗,劝我走研究历史或小学的路子,这一盆冷水,使我一夜不眠,辗转思虑到第二天一早,一根火柴烧掉了诗集,发誓从此不再做诗。这是我自己检查个性,对自己有进一步的认识后下的决心。
   以后,王先生给我一个题目:《诗骚联绵字考》(注),指导我如何下手,如何进行。从此我确定了半生的工作方向。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懂得了如何做研究工作,许多方法直到现在还在用。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发现问题的方法有四:
   ①博览以见异说;
   ②贯通以求重点系统学习);
   ③温故以寻流变;
   ④比较以得是非。
   二、如何来解决问题呢?其方法有五:
   第一、作准备。我的经常性的准备工作是:
   ①抄书目,抄子目。这样到研究时搜集材料就方便了。
   ②写提要。
   ③摘录原始材料。直到现在我还在抄。虽然我的眼睛不行了,明知抄起来也未必还能用,但是我还是要抄。抄书已经成了我的癖好了。
   ④另一个方法是作图表。这些都是准备工作中的个人方法,未必人人都有用。
   第二、从解决个别问题入手。搜集资料往往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当我做《屈原赋校注》时,抄的书很多,就先编了《楚辞书目》。在研究中往往会生叉路,我讲文学史,觉得历代文学家的生卒年代很麻烦,并发现碑传的材料对此很有用,就先编了《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我并没有想当一个碑传专家,只是为了工作需要。我不喜欢写概论性的书,虽然年轻时也写过文学概论之类的书。我觉得做研究工作要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做起。如王国维先生编成了《宋代金文著录表》、《清代金文著录表》,成了很有用的工具书。又如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新方言》也是从一个个字的问题先解决,然后再编成系统的专著。用这些方法也有个缺点,就是叉路多,容易忘了主体。这种情况我一生碰到的很多。在丢了可惜,不丢又妨碍主体的情况下,常常背了包袱。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的《楚辞书目》、《历代名人年表》等就是一些包袱。但是我认为只要对人类,对文化有利就应该做。
   第三、综合而得结论。在我分析楚辞的句法时,发现其中一句“薋菉葹以盈室兮”中的“薋”字是错字。是名词,如果字不错,那末这个句子里就没有动词。《楚辞》里没有这种句法。于是我把《屈赋》全部的句法归纳过一遍,得出一个句法结构形式,于是我才肯定“薋”是“资”的误写。
   第四、研究中使我认识了原始材料的可贵。许多问题都在第二道材料中错了。所以做学问一定要接触原始材料。读文学更一定要看文学作品。依靠二三道材料研究学问,决不会长进。我早年讲过文学概论,同学把笔记印了出来。后又放弃搞文学理论,主要是因为自己外文懂得太少,只能接触到二、三道材料之故。
   第五、这儿要附带说一个反面的经验教训。我的个别解决问题、综合求得系统结论的标准是什么呢?在我,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某一个问题上,我觉得用这家学说是正确的,我就用这家学说。在另一个问题上,那家学说解释得当,我就用那家的学说。对自己做学问有用,我就采取来用。同时我的思想有唯心的成分,也有唯物的成分,但以唯心的成分居多。有一阶段相信马林觉斯的《文化传播论》,后来又相信莱朋的《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没有中心基础、无定见,这是我反面的经验教训。现在我们有了唯物主义作思想指导,就不怕了!

   搜集资料的方法
   搜集资料也是做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我的搜集工作,首先是买书。我认为一些基础书一定要买,如《资治通鉴》,这是随身携带的书。而参考书不一定要买。上面说过抄书也很重要。把报刊上有关文章剪辑下来,分类装钉,也很重要。此外,写提纲、写卡片、作图表,这些都应在心里先有个底。自己体力强的话,可把范围放宽一点,把跟自己所研究有点关系的文章也摘录提要。搜集资料最好自己搞一套符号,用符号来识别资料的分类。这样做,查考起来就方便得多了。看书写文章也可以用这套符号,别人也可以按照符号来帮助你抄或做些别的工作。
   转变的经过
   我的研究道路有过几个转变。先是爱好文学,后来转向经学、小学,再后倾向学历史。在法国又爱好艺术及语言学。这些变化都是有原因的,爱文艺是家庭的影响和外祖家艺术风气的熏陶。进大学研究院后受老师的影响兴趣转向经学、小学。后来受到国家衰弱、民族安危的刺激,于是少年时读的《船山遗书》、《明夷待访录》等书所得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更加高涨。小学时受到军阀的危害,到上海后又看到帝国主义对国家民族的轻蔑及一切横行霸道,觉得应当悉心探求中华民族积弱的原因,并在章太炎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钻研历史,并再读顾、王等人的书及《三通》。这时开始,觉得读书决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赶闹场。这点基本认识既确定,读书才算有目的有意义。但这时候有些苦恼,“狂歌当哭”,经常有些仿徨,寻些艰涩的问题来“锻炼”自己,磨折自己。读书的时候多,思考的时候更多。觉得现实能逃避,更安适一点。逃到虚空不能,逃到古书堆里去别寻天地倒也是一途。于是惟有读书是自慰之途。狂读狂抄,抄之不已则剪贴,久久成癖。对国家民族的整个文化,成为一个无原则无条件的爱好者。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中国文化的贪婪之徒。一直到解放后不衰。近年来渐渐知道这种大摊子主义,只是个人的狂想,不切实际的狂想!
   在我这一段非常狂惑的攻读中,集了些资料,现在看来,甚为狂妄不切实际,表现得极为明显,近来我几几乎一样也不能做到十分。一方面是病体难支,一方面是老之将至。如何是好!客观存在的现象,是我五十九岁前从未想到的。但我仍不愿放下这个担子。我这十年来,把我读书时所积累的工具书之十得七八者,积读专门著述之十得六七者,都整理一下,不求全备,让它出版。只望与我同好者,甚至于学术领导,能补其缺陋,正其差误。则我对学术界稍有贡献,正是我们的优越社会主义制度所赐。所以我还是在继续努力,作一些实事求是的工作。
   专博问题
   有人问我专博问题,我不是专家,我也浅陋得很。但我想宋儒曾说过,文章要在二十以前弄好,四、五十以后不过是加深加细而已。也许是先专后博的来源,至于真正的“学术”,无此简单的办法。我想,假如我现在来写《屈原赋校注》,会比三十年前写得更好些。到底我更多读了点书,多见过几个人,多经历了一点世事!但楚辞专家这一名义,我是决不敢受的!
   (孔镜清、张金泉整理)
   注:研究《诗经》、《楚辞》中的一种双音词的变化规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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