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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22 05:37: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李永斌
文章来源: 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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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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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使希腊“东方化革命”概念广为人知的是古典学家沃尔特·伯克特, 他于1992年修订自己的德文著作《希腊宗教与文学中的东方化时期》并与玛格丽特·E·品德尔合作将该书译为英文时,直接采用了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英译本的书名,即《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早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东方化革命”正是一个以现代术语来表述古希腊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概念。要从专业领域研究“希腊和东方世界的联系”这一课题,还需要暂且放下“东方化革命”这样想象性的预设前提,从基本史料和文献出发,深入探讨具体问题,才有历史的宏观建构之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东方研究热潮。这股热潮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中也有较为迅速的反应。有学者提出了古希腊“东方化革命”的命题,认为公元前750年—前650年这一时期,埃及、利凡特、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文明给予希腊文明革命性的影响,根本上改变并决定了希腊文明的基本面貌。


希腊“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90年,英国古代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约翰·博德曼(John Boardman)在《阿尔明那与历史》一文中使用了Orientalizing Revolution这一术语。博德曼此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关于阿尔明那考古发现的新成果,以此说明阿尔明那在东西交通中的地位高于腓尼基,顺便探讨阿尔明那这一交通要道在希腊物质文化的东方化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他没有意识到“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会在此后的学术界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和争论,因此也没有对“东方化革命”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释。


真正使这一概念广为人知的是古典学家沃尔特·伯克特(Walter Burkert),他于1992修订自己的德文著作《希腊宗教与文学中的东方化时期》并与玛格丽特·E·品德尔(Margaret E. Pinder)合作将该书译为英文时,直接采用了这一术语并将其作为英译本的书名,即《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早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实际上,英译本《东方化革命》是一部标题大胆、行文谨慎的作品,伯克特并没有在“东方化革命”这个概念上过多纠缠,主要还是以翔实的史料对具体文化事项加以细致考证——如迁移的工匠、东方传往西方的巫术和医学、阿卡德文学和早期希腊文学的关系等。在全书正文中,并没有提到“东方化革命”这一术语。只在导论与结语中简单地提了三句:导论最后一句介绍性地说,“希腊文明的形成期正是它经历东方化革命的时代”;结语则总结式地说:“随着青铜浮雕、纺织品、印章和其他产品的输入,一幅完整的东方画卷展现在希腊人面前,希腊人在一个‘东方化革命’的过程中如饥似渴地对其加以吸收和改造。”对于“东方化革命”本身的含义,伯克特也没有进行定义式的阐释,只在一般意义上说明了这样一个时期的变革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意义,“文化不是一株孤立地从种子里长出的植物,而是一个伴随着实际需求和利益、在好奇心驱使下不断学习的过程。愿意从‘他者’、从奇异的和外来的事物中获取养分,尤能促进文化发展;像东方化革命时期这样的变革阶段恰恰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希腊奇迹’不仅是独特天赋所产生的结果,还在于希腊人在西方民族中最靠近东方这一简单的事实”。以上几处引文都不见于德文原文,而是在修订和英译过程中添加的内容,伯克特本人也没有就此展开论述。换言之,作者由于自己在书中所列举的希腊人大量文化借用的事实而认为“革命”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了。


尽管伯克特没有对“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进行论述,但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1994年,卡罗尔·G.托马斯(Carol G. Thomas)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关于《东方化革命》的书评。她充分肯定了伯克特严谨、出色的研究,认为伯克特“在没有否认自身天赋作用的同时,展示了这样一种希腊奇迹是在其他文明广泛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事实。尽管我们对他所认为是从其他文化借用来的某些特定实例仍然存疑,但是在伯克特修订自己德文版作品的严谨学术活动中,他已经在自己创建的体系中为我们建构了一座桥梁,使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这一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看到了伯克特刻意强调希腊文明的东方背景,突出了希腊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全面吸收与改造,意欲凸显希腊文明自身的优越性与包容力。同年7月,萨拉·门德尔(Sara Mandell)也发表了一篇书评,认为《东方化革命》是论述希波战争之前东方世界和西方希腊文化交互作用的作品之一,这些作品还限于较小范围,但是正在迅速增长。她同样着眼于伯克特对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而没有强调“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


1996年,马丁·伯纳尔写了关于《东方化革命》的长篇书评,他认为这部作品的内容“比其中庸的标题所展示的要更为激进”。伯纳尔认为,伯克特极力主张东方对希腊的影响主要来自利凡特和美索不达米亚,而非安纳托利亚,并且这种影响不仅仅像一些保守正统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限于艺术风格和字母。伯纳尔以其《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中的激进观点而著名,他自己的风格本身就是“标题新奇、观点激进”,在《黑色雅典娜》招致尖锐批评,自己与学术界同行进行激烈辩论之时,不免有在伯克特这里找到知音之感。因为实际上,伯纳尔是以自己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来考量伯克特的论述,他的体大精深的《黑色雅典娜》在古典文明研究领域确有创新之功,其基本观点与伯克特的“革命”是同气相求的。


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归纳概括,为了这一目的往往需要创造一些特定的概念作为标识,这个标识应该能够较为准确地涵盖历史事项本身的基本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以及一致性,也可以使用一些现代的词汇作为“约定俗成”的概念,这也是学术研究的需要,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只能用自己时代的术语来表述特定的事物。“东方化革命”正是一个以现代术语来表述古希腊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概念。但是现代西方学者没有对希腊“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系统阐释,学者们更多的是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出发来阐释与这一概念相关的一些学术观点。博德曼、伯纳尔、伯克特等人从史料的角度进行具体考证,说明东方对西方的影响,萨义德等人则从另一角度,即以批评东方主义,重新认识东方来揭示历史上东方的影响和地位。中国学者则从另外一些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东方化革命”。


中国学界第一次介绍《东方化革命》的是叶舒宪,他于2002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网站发表《“东方”概念的话语建构之根——〈东方化革命〉读后》,介绍了伯克特的《东方化革命》一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他认为该书“不仅较全面地论述了东方文学与古希腊文学的关系;还清楚地追溯出东方、西方概念区分的语源学与神话学背景。……多少受到后殖民理论思潮的影响,突出了西方文明起源中的东方文化成分及作用。……作者试图通过实证性地揭示西方文明起源中的东方化印记,来完成一种知识和观念上的‘革命’”。叶舒宪的目的是“探究一下如今人云亦云、妇孺皆知的东、西方这样的空间语汇的话语建构背景”,认为这“对于不加思索地跟随着西方人使用这些语汇的我国学人而言,一定是有启示作用的”。黄洋在《希腊史研究入门》一书中也介绍了伯克特作品的发表和修订情况以及基本内容,认为“第一个对希腊文化纯洁性进行深刻反思的是著名瑞士古典学家伯克特……他首次全面论述了‘东方’文化对古风时代早期希腊文化的影响”。


对“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的则是阮炜。他在《东方化革命》中译本“导读”中将伯克特的论点总结为,“东方文化的输入极大提升了希腊的文明水平,使其得到‘跨越式’发展。希腊人对古代东方文明的汲取如此之深,如此之广,完全可以说此时希腊发生了一场‘东方化革命’”。他基于希腊地理位置的特点,得出自己的结论,“正是由于希腊‘蜷藏在滔滔大海和小亚细亚崎岖山峦背后的偏远角落’,它才得以既保持政治独立,同时又能方便地从东方‘拿来’,有选择地利用东方文明的一切成果”。在此基础上,他对伯克特的原意做了一些更为激进的阐释,并将东方文明对希腊的影响拔高到“原生文明”与“次生文明”的角度:“其实希腊之所以能方便地‘拿来’,同时又无被吞并之虞,也凸显了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希腊文明并不是一个原生文明,而是建立在多个原生文明——主要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基础上的一个后发或次生文明,一个大约在西元前7—前6世纪经历了‘东方化’或‘东方化革命’的文明”。阮炜的论述明显带有中国学者作为“东方”学者之一员的情感因素,甚至隐约有那么一点“东方优越感”或“中心文明优越感”。他的结论并不是建立在原始史料基础上的考证与分析之上,而是将一种“口号式”的术语,从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拿来,甚至加以进一步的演绎发挥。


《东方化革命》的作者伯克特,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古典学者。他的这部作品“标题大胆,行文谨慎”,并没有简单纠缠于概念和术语,也没有带着先入之见去进行研究,而是侧重于提供证据,为比较研究搭建平台。“东方化革命”这样一个标题更多是吸引注意力。有些学者确实像伯克特一样,在内容上并没有简单处理,而是以翔实的证据来说明具体文化事项,如韦斯特的《赫利孔的东方面孔:希腊诗歌和神话中的西亚元素》。即便是伯纳尔招致诸多批评的《黑色雅典娜》,如果说第一卷只是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整理欧洲人对古典文明的观念变迁历史,因而可能只会被视为一种外在性批评的话,那么第二卷、第三卷中较为翔实的史料和论证就应该引起任何严肃的古典学者的注意了。


然而,在这一研究领域,与上述中国学者一样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如美国阿肯色大学松崖分校詹姆斯博士的《偷来的遗产:希腊哲学是偷来的埃及哲学》。尽管希腊人自己认为哲学最早起源于埃及,希腊哲学家从埃及学习并带回了哲学。然而,哲学思想毕竟属于观念范畴,想要从简单的人物活动或表象的相似特征归纳出哲学思想的传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詹姆斯该书中的漏洞随处可见,如“埃及的神秘主义学说到达其他地方的时间要比到达雅典早了数个世纪”、“希腊哲学发展时期(公元前640—前322年)处于内外战患中,不适合产生哲学家”、“埃及和希腊体系的外部环境具有同一性”,因而,希腊哲学是偷来的埃及哲学。这样简单偏激的论断,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中并不足取。如果说标题冠之以“偷来”一词是为了吸引眼球,尚可接受,但作者行文中也多次使用这一价值倾向和感情色彩浓厚的字眼,更是容易招致反感。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东方化革命”这一概念在纠正古典主义的孤立倾向、反对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那么,对这一概念激进的理解和阐释则是矫枉过正,难免走入另一个极端。因此,要从专业领域研究“希腊和东方世界的联系”这一课题,还需要暂且放下“东方化革命”这样想象性的预设前提,从基本史料和文献出发,深入探讨具体问题,才有历史的宏观建构之可能性。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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