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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20 05:09: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徐晓旭
文章来源: 《古典学评论》第一辑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摘  要:本文既是一份关于希腊语史前史知识的介绍,又是对于其研究的一项回顾性评论。内容包括希腊语与原始印欧语的关系、希腊语中的前希腊底层语言、线形文字B和迈锡尼希腊语、古希腊语各方言的形成、发展和相互关系。

关键词:原始印欧语 前希腊底层语言 线形文字B 迈锡尼希腊语 古希腊语方言



一、施莱谢尔寓言如是说:作为一种印欧语的希腊语


1868年,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发表了一篇题为《山羊和马》(avis akvāsas ka)的寓言。有趣的是,寓言是用一种推测出来的史前语言写成的,这种语言被命名为“原始印欧语”。浸润于浪漫主义运动之中的施莱谢尔,甚至在学术成果的表达方式上都表现出了浪漫主义风格。这则寓言其实是一篇学术论文,而非文学创作。寓言的故事情节略显诡异,但每一用词和语法形式都是出于精心考虑的,都是为了巧妙地表达他对原始印欧语的重构。寓言的文本和译文如下:


Avis akvāsas ka


Avis, jasmin varnā na ā ast, dadarka akvams, tam, vāgham garum vaghantam, tam, bhāram magham, tam, manum āku bharantam. Avis akvabhjams ā vavakat: kard aghnutai mai vidanti manum akvams agantam. Akvāsas ā vavakant: krudhi avai, kard aghnutai vividvant-svas: manus patis varnām avisāms karnauti svabhjam gharmam vastram avibhjams ka varnā na asti. Tat kukruvants avis agram ā bhugat.[1]


绵羊和马


一只没毛的绵羊看到了几匹马,一匹在拉一辆很重的车, 一匹在驮一份很大的重物, 一匹在驮着一个人快跑。 绵羊对马们说:“看到人在赶马,我很伤心。” 马们说:“听着,绵羊,当我们看到主人把羊毛变成为自己取暖的衣服,绵羊没毛时,我们很伤心。” 听到这个,绵羊跑向了田地。


寓言文本里的每一个词,甚至小到一个小品词,以及每一个词的语音、形态变化和整个句法,都不是凭空写出来的,都是建立在对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基础上的。

1786年2月2日,时任印度首席法官的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在召开于加尔哥达的第三届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年度学术报告会上,发表《第三年度演说,论印度》(“The Third Anniversary Discourse, On the Indus”)指出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凯尔特语和古波斯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存在着“绝非出于偶然的相似性”,因此它们应该来自某个共同的源头。[2]这一报告通常被视为“印欧语系”被“发现”的标志。虽然已有学者指出琼斯的“发现”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其实在琼斯以前就不断有人注意到欧洲和亚洲若干语言之间的相似性,[3]但是的确是在琼斯报告的稍后,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了。奥古斯特·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正是19世纪中期为这门新兴学科和新“发现”的“印欧语系”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语言学家之一。正是通过这些语言学家的努力,印欧各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和谱系关系得以证实,作为祖语的所谓“原始印欧语”也被系统重构出来。印欧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一直繁荣到今天。

在施莱谢尔之后,又先后有四位语言学家在不同时期对寓言进行了重写,以表达他们对原始印欧语的新的重构意见。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抄录这四位学者所写的寓言全文,不过比较一下其寓言题目之间以及与施莱谢尔的寓言题目之间的差异,也或多或少地能够让我们对其各自的构拟思路有所感知。几位学者所拟题目的句法是一样的,主要差异表现在语音和形态上:海尔曼·希尔特(Hermann Hirt)拟作owis ek’wōses-kwe;[4]W. P. 雷曼和L. 兹古斯塔(W. P. Lehmann和L. Zgusta)拟作owis eḱwōskwe;[5]道格拉斯·Q. 亚当斯(Douglas Q. Adams)拟作h2óu̯is h1ék̂u̯ōs-kwe;[6]弗里德里克·科特兰特(Frederik Kortlandt)拟作ʕweuis ʔkeuskwe;[7]罗斯玛丽·吕尔(Rosemarie Lühr)拟作h2ówis h1ék’wōskwe。[8]可以看到,梵语构成了在施莱谢尔时代原始印欧语构拟的主要原型,元音a占据了后来构拟中的a, e, o三个元音的位置。

海尔曼·希尔特还对其构拟做了详细的注释,来说明其构拟的根据。就寓言题目所包含的三个词而言,他给出的注释是:owis“绵羊”= 拉丁语ovis,希腊语ὄις,古印度语ávis,立陶宛语avis;ek’wōses“马”,主格复数 = 哥特语*aíƕōs,古印度语aśvāsas;ek’wons“马”,宾格复数 = 希腊语ἵππους,拉丁语equōs,古印度语aśvān。希尔特的时代,迈锡尼线形文字B还没有释读成功。今天对于“马”这一词,我们还可以加上迈锡尼希腊语这种更古老的希腊语形式i-qo,它所包含的-q-更为接近原始印欧语的相应辅音。希尔特也没有对连词*-kwe“和”加以注释,不过我们可以补上。该词的构拟基础为:拉丁语-que,哥特语-h,迈锡尼希腊语-qe,希腊语τε,亚美尼亚语-k‘,赫梯语-ki,阿维斯陀语ča,古印度语ca等。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能够大略看到一点希腊语在原始印欧语构拟中的作用。在语音和形态上,希腊语是印欧语的一个保守的代表。它保留了原始印欧语的全部元音(即长、短i, e, a, o, u)、自由重音(动词重音除外)、不送气清辅音(*p, *t, *k等)、不送气浊辅音(*b, *d, *g等)和送气浊辅音(*bh, *dh, *gh等)三种爆破音的对立(后者在希腊语中以送气清辅音即ph, th, kh的形式出现)。在形态上,希腊语保留了名词和动词的三个数(单数、复数和双数)、动词的三个体(现在体、不定过去体和完成体)、主动与被动/中动的区别、名词和形容词的五个格(以及另外两个格的痕迹)。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希腊语的词法和句法曾经受过非印欧语底层的严重影响。

但在词汇方面,有学者估计希腊语有一半以上的词不能同其他印欧语言做同源词比较。一项对《圣经》里《马太福音》2和《路加福音》15两段的各印欧语系语言译本的词汇调查显示,非印欧语词及词源不明的词的数量在俄语中为15,在立陶宛语中为34,在意大利语中为48,在希腊语中则高达171。[9]除了希腊语作为一种独立语言形成之后借入的外来语词语外,希腊语中的非希腊语成分绝大部分应该属于前希腊底层语言。

并且,希腊语在保持原始印欧语语音和形态诸多古老特征的同时,自身也发展出了一系列革新,正是这些革新使之成为“希腊语”而与其他印欧语言分化开来。例如,原始印欧语的送气浊爆破辅音在希腊语中清化,如*bherō > φέρω;*medhu > μέθυ;*leigh- > λείχω。原始印欧语位于词首且后接元音的*s在希腊语中变为送气音h,如*sedos > ἕδος;*sekw- > ἕπομαι。第二变格法名词复数与格的两种形式-οις和-οισι并非直接由原始印欧语的复数与格*-o(i)bhs发展而来,而是分别由复数工具格*-ōis和复数位置格*-oisi发展来的。

传统上将印欧诸语言划分为所谓的satǝm语族和centum语族。两者的区别是,原始印欧语的软腭爆破音(*k̂或*k等)在前者发展为咝音,后者仍保持软腭音。satǝm语族包括印度-伊朗语族、波罗的-斯拉夫语族、阿尔巴尼亚语、亚美尼亚语等语言,而凯尔特语族、意大利语族、日耳曼语族、希腊语、安纳托利亚语族、吐火罗语等语言被称为centum语族。就希腊语而言,虽在软腭爆破音弃留上属centum类型,但从诸多特征看来,它与亚美尼亚语和印度-伊朗语族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


二、希腊语中的前希腊语


许阿铿托斯(Ὑάκινθος, Hyakintho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美少年,他的美貌吸引阿波罗(Apollon)和西风神(Zephyros)同时爱上了他。少年更喜欢阿波罗,这招致了西风神的嫉妒。于是在阿波罗投掷铁饼的时候,西风神将铁饼吹离了正常的轨迹,使铁饼砸在许阿铿托斯的头上。许阿铿托斯被砸死后,从他洒在地上的鲜血中生长出了一种美丽的花儿,花瓣上写着ΑΙ ΑΙ的哀悼字样。花儿的名字与少年的名字相同,即ὑάκινθος。[10]在现代植物学命名中,此名的拉丁化形式hyacinthus(相应的英文为hyacinth)被用来指风信子属。在古希腊,ὑάκινθος可以指两种不同的植物。古代希腊的植物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os)将这两种植物称为ὑάκινθος ἡ ἀγρία和ὑάκινθος ἡ σπαρτή,[11]字面意思分别为“野生hyakinthos”和“栽培hyakinthos”。按照现代植物学分类,前者被断定为二叶绵枣儿(Scilla bifolia),其英文俗称wild hyacinth倒颇像古希腊语的名称。后者则被断定为飞燕草(Delphinium Ajacis),它也正是神话中讲到由许阿铿托斯的鲜血中长出的那种花儿。

谁都不会否认,这位美少年和由他的鲜血化作美丽花朵的故事,散发着浓郁的古希腊文化情调。而在同时,他们的名字又被学者们公认为属前希腊语底层语言。他最初可能是一位前希腊的植物枯死神。在阿穆克莱被多里斯人的斯巴达吞并之前,他被当作一位阴间神来崇拜。他被阿波罗打死的神话是他被多里斯的阿波罗神取代的反映。这种取代之中也残留了他的传统。流行于多里斯人当中祭祀阿波罗的节日,是以他而非阿波罗的名字命名的,被称为Ὑακίνθια,即“许阿锵提亚节”。多里斯人历法中的月份名称Ὑακίνθιος(“许阿锵提奥斯月”)也得自其名。

Ὑάκινθος仅仅是大量的被认为来自前希腊底层语言的词语中的一个。那么,人们是凭借什么理由将这些词语判定为属于前希腊呢?主要依据是它们具有这样一些非希腊特征:或是缺乏可信的希腊语词源;或是具有在希腊语内部不能获得解释的形态;或是不符合希腊语的音系发展规律;或是兼具以上若干情况。对此,我们不妨看一些例子。

可识别为前希腊来源的词语中很多是地中海地区自然环境、动植物和物产的名称:θάλασσα“海”,νῆσος“岛屿”,ἴδη“森林”,ἄμπελος“葡萄”,βότρυς“葡萄串”,ἐλαία(线文B e-ra-wa[)“橄榄”,ἔλαιον(线文B e-ra3-wo)“橄榄油”,δάφνη“月桂”,σῦκον“无花果”, ὄλυνθος“野无花果”,κερασός“樱桃”,κάστανα“栗子”,κυπάρισσος(线文B ku-pa-ri-se-ja)“柏树”,τερέβινθος/τέρμινθος“笃耨香”,νάρκισσος“水仙”,ἴον“紫罗兰”,μαλάχη“锦葵”,ἄψινθος“苦艾”,μίνθη(线文B mi-ta)“薄荷”,ὀρίγανον“牛至”,κορίαννον“芫荽”,ἐρέβινθος“鹰嘴豆”,σίμβλος“蜂巢”,θύννος“金枪鱼”。

有些前希腊词语是具有地中海特征的物质文化和工艺名词:λαβύρινθος(线文B da-pu2-ri-to-[?],也许与吕底亚语λάβρυς“双头斧”和卡里亚语Λάβρυανδος相关)“迷宫”,θάλαμος“房间”,τέραμνα“房间,房屋”,πύργος“塔楼”,θέλυμνα“基础”,γεῖσον“楣”,πλίνθος“砖”,ἀσάμινθος(线文B a-sa-mi-to)“澡盆”,δέπας(线文B di-pa)“酒杯”,ἄλεισον“酒杯”,κόθορνος“高统靴”,πεσσός“棋子”, ἀπήνη“大车”,πείρινθος“柳编车厢”,σαγήνη“渔网”,μήρινθος“线,弦,绳,钓线”,ὑσσός“标枪”。

甚至某些能够标志希腊社会、政治或宗教特色的名词应该也属于前希腊底层:βασιλεύς(线文B qa-si-re-u)“王”,δοῦλος(线文B do-e-ro)“奴隶”,παλλακή/παλλακίς“妾”,διθύραμβος“酒神颂歌”,κέρνος“承托列罐式陶祭盘”,κολοσσός“雕像”,βρέτας“木雕神像”。

不少神和英雄的名字也都具有非印欧的来源:Ἀθήνη(线文B a-ta-na-)“雅典娜”,Ἐνυάλιος(线文B e-nu-wa-ri-jo/e-nwa-ri-jo)“埃努阿利奥斯”,Ἑρμῆς(线文B e-ma-a2)“赫耳墨斯”,Δίκτυννα“狄克吞娜”(克里特女神),Μίνως“米诺斯”,Ῥαδάμανθυς“拉达曼图斯”。

最早的希腊语文字线形文字B里的包含的不少名字(神、英雄和人的名字)也是具有前希腊来源的:a-ro-do-ro-o, a-*65-ma-na-ke, e-ke-se-si, e-ti-wa, ja-pe-re-so, ka-u-de, pa-de, pi-pi-tu-na (与Δίκτυννα具有同样的后缀), si-ja-ma-to, a-ra-na-ro (线文A > 线文B a-ra-na-re), di-de-ro (线文A > 线文B A di-de-ru), i-ta-ja (线文A > 线文B A i-ta-j̣ạ), pi-ta-ke-u (线文A > 线文B pi-ta-ke-si), qa-qa-ro (线文A > 线文B qa-qa-ru)。

此外还有大量的希腊大陆和爱琴海岛屿地名也来自前希腊底层语言:Πύρανθος, Κόρινθος (线文B ko-ri-to), Λέβινθος, Σάμινθος, Σύρινθος, Τίρυνς/Τίρυνθος, Ἀμάρυνθος (a-ma-ru-to), Ζάκυνθος (线文B za-ku-si-ja), Κόσκυνθος, Πίνδος, Κερησσός, Λυκαβηττός, Μυκαλησσός, Παρνασσός, Ὑμηττός, Ἀμνισός (线文B a-mi-ni-so), Ἰλισ(σ)ός, Κνως(σ)ός, Παλλήνη, Μεσσήνη, Ἀθῆναι, Μυκήνη/Μυκῆναι, Θῆβαι (线文B te-qa-), Λῆμνος (线文B ra-mi-ni-ja), Ὄλυμπος, Πραισός (< 真正的克里特语 ...φραισο...), Σύβριτα (线文B su-ki-ri-ta; 线文A > 线文B ] su-ki-ṛị-ta/su-ki-ṛị-te-ị-ja), Πνύξ。[12]

从形态上看,上述词语和名称带有一些独特的后缀:-σ(σ)-/-ττ-, -νθ-, -ᾱνᾱ/-ᾱναι (-ηνη/-ηναι), -μν-, -ρν-, -μβ-等。尤其-σσ-和-νθ-这两个后缀很常见,特别是在地名中的出现频率非常高,从而也成为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凡是探讨这一问题的学者几乎都要提到保罗·克莱池默在1896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克莱池默指出,希腊大陆和爱琴海岛屿上这些带有-σσ-和-νθ-后缀的地名与小亚细亚西南部、南部和中部(吕底亚、卡里亚、吕基亚、皮西狄亚、庞菲利亚、基利基亚、吕卡奥尼亚、卡帕多奇亚等地)大量存在的带有-ss-和-nd-(更早为-nt-)后缀的地名(如Τερμησσός, Σαγαλασσός, Κάλανδα, Σίλανδος, Καρύανδα, Κάλυνδα, Μολύνδεια, Ἄσπενδος, Κύινδα)相关,它们应属“小亚细亚语言”(die kleinasiatischen Sprachen)。克莱池默所谓的“小亚细亚语言”包括吕基亚语、卡里亚语、吕底亚语等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在他看来,该语言家族即为爱琴海地区和希腊大陆的前希腊语言,并且它们不属于印欧语。[13]随着20世纪初期赫梯语、卢维语和帕莱语的发现和释读成功,人们认识到克莱池默所称的“小亚细亚语言”实际上与上述青铜时代小亚细亚的几种语言一起同属印欧语系,它们因相互之间更近的同源关系而被划定为“安纳托利亚语族”。而且,人们还找到了上述带有-nd-和-ss-后缀的地名的青铜时代前身:赫梯语和卢维语文献中提到了很多带有-anta/-anda-, -wanta/-wanda-和-assa-/-assi-后缀的地名,例如Harpand/ta, Kuriwanda, Millawanda, Arnuwanda, Lalawainta, Mammananta, Hursanassa, Sallawassa, Kuwalapassi, Alpassiya。

那么,上述各种证据所反映的前希腊底层到底属于什么语言呢?学者们对此聚讼纷纭。不过,如果抛弃细节差异,各种意见大体可以划分为两派,不妨可以称之为“爱琴派”和“印欧派”。前一派通常将前希腊底层冠以“地中海语”或“爱琴海语”等名称,认为它是一种遍及地中海,属于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非印欧语言。其理由是希腊语中的前希腊词语很多都无法从印欧语角度进行分析,而一些也出现于地中海地区的其他语言当中。[14]

“印欧派”在承认某些词语的确来自非印欧语的同时,认为其他很多词语应属印欧语言。在这派当中,有两种理论影响最大。一种可称为“卢维语理论”。该理论以上述在希腊和小亚细亚大量出现的彼此相关的地名为根据,认为希腊语中的后缀-νθ-和-σσ-和小亚细亚地名后缀-(w)ant/da-和-assa/i-都来自卢维语的构词后缀-(w)anta-和-assa/i-。-assa/i-是卢维语的领属形容词后缀,在楔形文字卢维语方言中它已取代了名词属格,其含义是“……的”。-(w)anta-是卢维语分词后缀,也已经词汇化为领属形容词的后缀,意为“……的”;其词源是原始印欧语的分词后缀*-nt-和*-ent-(或*-ont-)。还有一部分学者进一步主张线形文字A的语言就是卢维语。[15]

“印欧派”中另一种较有影响的理论可称为“皮拉斯基人语理论”。持这种理论的学者注意到,希腊语里有些词语看起来具有印欧语特征,但是其语音不符合希腊语语音的发展规律,如果换一套语音演变规则来衡量它们,其印欧语词源就能获得解释。而这套语音系统所代表的一种印欧语言被主张该理论的学者称为“皮拉斯基语”(这一标签来自是希腊传统文献中提到的一支前希腊民族“皮拉斯基人”)。例如,希腊语τάφος“坟墓”一词是由印欧语*dhm̥bhos经规则音变发展而来的:*dhm̥bhos > *thaphos (*θάφος) > taphos (τάφος)。而在希腊语里还有另外一个表示“坟墓”的词τύμβος。显而易见,它与前者很相似,而且也和该词在其他语言中的同源词很相似,但它不符合希腊语的音变法则,它被认定为来自皮拉斯基语。而原始印欧语到皮拉斯基语的音变被推测为*dhm̥bhos > *dumbhos > tumbos (τύμβος)。再如,希腊语中πύργος“塔楼”与原始印欧语*bhr̥gh-之间的渊源关系也似乎很容易被发现,但原始印欧语的*bhr̥gh-如果按照正常情况发展为希腊语的话,其演变进程应该是*bhr̥gh- > †pharkhos (†φάρχος) > †parkhos (†πάρχος),显然我们预想的†πάρχος与实际存在的πύργος无法吻合。然而,如果模仿上述τύμβος音变构拟的话,从*bhr̥gh-到πύργος的音变过程可以重构为*bhr̥gh- > *burghos > purgos (πύργος; 比较德语Burg)。从上述两例中可以看到从原始印欧语到希腊语和从原始印欧语到皮拉斯基语音变的某些不同:原始印欧语共鸣音* m̥在希腊语中演变为元音a,在皮拉斯基语中演变为um;共鸣音*r̥在希腊语中演变为ar,在皮拉斯基语中演变为ur;在希腊语中(和在梵语中一样)两个连续的以送气音开头的音节中通常第一个音节的送气音异化为不送气音(*th—ph > t—ph),皮拉斯基语也经历过这样的异化(*dh—bh > *d—bh, *bh—gh > *b—gh);原始印欧语送气浊爆破音在希腊语中清化(*bh > ph, *dh > th, *gh > kh),而皮拉斯基语则是送气浊爆破音失去送气(*bh > *b, *gh > *g),不送气浊爆破音清化(*d > *t, *b > *p,与亚美尼亚语和日耳曼语族一样)。主张“皮拉斯基语理论”的学者认为皮拉斯基语从语音和词汇上来看与日耳曼语族、凯尔特语族、波罗的-斯拉夫语族等语族关系更近,但它仍是一种独立的印欧语言。他们还将-νθ-和-σσ-论证为来自皮拉斯基语的后缀,同时也承认它们与卢维语的后缀-nt/d-和-ss-有着共同的印欧来源。[16]

上述理论都有令人信服之处,因此也都不宜轻易否定。而且,还应该估计到希腊语中前希腊底层的构成可能是很复杂的:或许非印欧因素和印欧因素都存在,而且非印欧语言的因素有些时候可能与前希腊的印欧底层或希腊语自身在构词方面已整合在一起。而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存在多种前希腊语言孑遗标本这一事实本身也暗示了前希腊底层的复杂性。


三、泥板上的秘密:迈锡尼希腊语


1952年7月1日,年仅30岁的英国建筑师文麦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在BBC第三套节目中作了题为《破译欧洲最古老的文字》(“Deciphering Europe’s Earliest Scripts”)的谈话,他宣布:“很长时间我都在想埃特鲁里亚语可能会提供我们寻找的线索,但就在最近几周中,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克诺索斯和派罗斯的泥板文书归根结底肯定是用希腊语书写的。这是一种难懂而古老的希腊语,由于它比荷马早500年,而且是用一种相当缩略的形式书写的,但它仍然是希腊语”[17]

文特里斯所说的克诺索斯的泥板文书是半个世纪之前英国考古学家亚瑟·约翰·伊文思(Arthur John Evans)爵士发现的。伊文思在克里特一共发现了三种文字。最早的一种(年代在约公元前2000-1650年)是图画式的,很像埃及的象形文字,因而被他命名为“象形文字”(Hieroglyphic)。另外两种文字大都刻在泥板之上,它们类型相同,均由线形笔画写成的简笔符号构成,但彼此又有区别。伊文思把较早的一种(使用于约公元前1750-1450年)命名为“A类线形文字”(Linear Script of Class A),将更晚的一种(今天其年代被断定为公元前1450年)称为“B类线形文字”(Linear Script of Class B)。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线形文字A(Linear A)和线形文字B(Linear B)。从文字构成类型来看,后者显然是由前者改造而来。与另外两种文字不同的是,线形文字B在克里特只发现于克诺索斯(Knossos)。不过在伊文思之后,一直到1939年,在希腊大陆发现了少量的陶瓶上带有线形文字B铭文。这一年,美国考古学家卡尔·布里根(Carl Blegen)在派罗斯(Pylos)又发现了不少于600块的线形文字B泥板。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被迫停止的发掘工作等到1952年才恢复,这一年以及之后的发掘使得更多的泥板重见天日。同年,迈锡尼(Mykenai)也出土了第一批泥板。后来在忒拜(Thebai)和提林斯(Tiryns)也发现了线形文字B泥板。

在文特里斯之前,已经有多人尝试破译线形文字B,包括之前曾成功释读楔形文字赫梯语的捷克语言学家贝德里克·赫罗兹尼(Bedřich Hrozny)。然而那些自信成功的破译者们所公布的破译成果却很难令公众信服。相反,只有少数人摸索到了正确的门径,不过进展有限。爱丽丝·E. 柯玻尔(Alice E. Kober)发现了线形文字B记录的是一种屈折语,并归纳出了几种类型的变格“三联组”(triplets),这为后来文特里斯的破译指明了方向。埃迈特·L. 本奈特(Emmett L. Bennett Jr.)认识到同一字符会有不同变体,而这有别于不同字符。不幸的是,柯玻尔女士于1950年早逝,年仅43岁,否则她很可能也会在随后线形文字B的成功破译当中扮演着领衔的角色。

文特里斯在BBC宣布的破译结果,引起了正在收听节目的约翰·柴德威克(John Chadwick)的注意。语言学家柴德威克年长文特里斯两岁,当时刚返回他的母校剑桥大学担任古典语文学青年讲师。之前他在牛津参与了编纂《牛津古典词典》。二战期间他还曾从事过破译日本海军情报的工作。到此时他已经独立从事线形文字B的研究达6年之久。文特里斯举出了4个词和翻译了8个短语作为例证。这4个词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希腊语词语:poimēn“羊倌”,kerameus“陶工”,khalkeus,“青铜匠”,khrusoworgos“金匠”。柴德威克认为khrusoworgos一词“鼓舞人心”,原因是w音在古典时代绝大多数希腊语方言中都不存在,但它肯定出现于一种古老的方言当中,它的丢失仅是晚近的事情,荷马的用词就表明了这一点。文特里斯所提出的破译原则也正好与柴德威克的设想相一致。柴德威克过后回忆道:“文特里斯宣布的东西太重要了,与我的课题希腊语方言密切相关,因而不容忽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已有82岁老龄的考古学家约翰·迈尔斯爵士(Sir John Myres)的意见,因为他与文特里斯有联系,但迈尔斯对此持怀疑态度。之后柴德威克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验证起了文特里斯的新理论。他从转写两套文本中的词语着手,经过4天的试验,最终相信了文特里斯的解读大体是正确的。他还收集了一份词汇表,列出了他从泥板中发现的23个似应为希腊语的词语,其中有一些是文特里斯没有注意到的。

7月9日,柴德威克给迈尔斯写信率直地说道:“我想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那就是希腊历史、语文学和铭文的新篇章即将被书写。”稍微有些不满的迈尔斯分别给了文特里斯和柴德威克彼此的地址。随着很快开始的通信往来,两位年青人的合作关系也迅速建立起来。[18]10月份两人合撰完成了《迈锡尼档案中的希腊方言证据》(‘Evidence for Greek Dialect in the Mycenaean Archives’)一文,该文于次年发表于享誉国际古典学界的《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系统地公布了破译成果。[19]

文特里斯是循着柯玻尔的思路着手破译的。在柯玻尔列出的变格“三联组”中,标志变格的词尾音节字符本身能够提供彼此共有某个相同元音或相同辅音的线索。更多的泥板文书的出土,使得文特里斯能够更广泛地观察屈折变化形式,以及异拼和错拼等现象,并从中分析不同音节字符共有元音和辅音的情况。这一观察和分析结果可以用密码破译员常用的坐标表格(grid)的形式记录下来。被识别为共有同一元音的音节字符被填入同一纵列,而共有同一辅音的音节字符被填入同一横行,这样每个音节字符都处于坐标表格中的特定格子当中。坐标表格可以在横纵两个方向上延伸。当各音节字符在坐标表格中的位置被确定后,所差的就是确定它们的音值。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纯粹从文字和语言系统内部来确定字符和音值的关系,从而排除了某种预设语言的外界干扰和赋予某个孤立词语音值的随意性。而当某个音节字符的音值被推测出来后,它就会自动导致一种破译者所谓的“链式反应”(chain-reaction),即与它处于同一横排的字符的辅音和与它处于同一纵列的字符的元音也就随之为人所知。[20]

不过,在确定音值的时候,文特里斯长时间内都在走弯路,那是因为他一直抱定了线形文字B与埃特鲁里亚语相关的信念。直到最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回到了柯玻尔“三联组”。他已经注意到柯玻尔“三联组”里包含的词语具有充当各种商品清单主题的功能,而且仅仅出现于克诺索斯泥板上,他推测到这些词语很有可能是克里特的地名和相应的形容词形式。阿姆尼索斯(Amnisos)是克诺索斯附近的海港城市,它曾被荷马提到,因此应该会被泥板所记录。这个地名成为文特里斯确定音值的新起点。考虑到音节文字的特点,文特里斯推测Amnisos在线形文字B里的形式应为a-mi-ni-so。借助于词首字符出现频率的分析,他将在词首高频出现的q的音值推测为a。通过同塞浦路斯音节文字相似字符的比较,他推断Z为na,d为ti。这时坐标表格中的“链式反应”就发生了:C与Z处于同一横行,因而辅音相同,均为n-;C与d处于同一纵列,因而元音相同,均为-i;辅音和元音相拼,得到C的音值是ni。这样a-mi-ni-so用线形文字B书写就应该是q-?-C-?这种形式。而在柯玻尔“三联组”中有一个词写作qKCv,如果它是a-mi-ni-so,那么K就是mi,v就是so。既然V在坐标表格中与Z和C处于同一横排,故拥有同一辅音n-;与v处于同一纵列,故拥有同一元音-o,那么V的音值就是no。这样,柯玻尔“三联组”中的.Vv一词便可以转写为?-no-so。如果.是ko,那么.Vv便是ko-no-so,即Knossos,克诺索斯。他又接连读出了“三联组”中包含的其他克里特地名:g<v为tu-li-so (Tulissos,图利索斯),sef为pa-i-to(Phaistos,法伊斯托斯),?,f为lu-ki-to(Luktos,卢克托斯)。

接下来,文特里斯破解的一系列词语也都呈现出了希腊语特征,例如来自地名的形容词形式a-mi-ni-si-jo(阳性)和a-mi-ni-si-ja(阴性)、属格形式-jo-jo(与古风时期希腊语的属格-(i)-oio相一致)、ko-wo(korwos,“男孩”)和ko-wa(korwā,“女孩”)、表示总数的to-so和to-sa(tossos, tosson, tossa, tossai等,“这么多”)等。[21]正如柴德威克所说,文特里斯“惊讶地发现希腊语解决方案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哑巴字符缓慢而艰难地被迫说起了希腊语,它们说的是希腊语,虽然这种希腊语被记录得的确很糟糕并有节略,但它还是可以被识别为希腊语。”[22]

线形文字B对希腊语的记录,远不如后来的希腊字母精确,不过它还是有一套正字法规则的:记录元音时不区分长短音(a, e, i, o, u);对于以-i结尾的双元音(ai, ei, oi, ui),后面不接元音时通常省略-i,接元音时-i以j的形式出现,处于词首的ai保持不变;介于i和元音之间的滑音通常用j表示(表示上述双元音结尾的-i即在此列),u之后的滑音用w表示,滑音在希腊字母拼写系统中倒是通常被省略掉(例如pa-ja-ni-jo = Παιάνιος, i-je-re-u = ἱερεύς, ku-wa-no = κύανος);记录塞音不区分送气和不送气,只有舌尖塞音区分清浊,即k, kh和g均用k表示,p, ph和b均用p表示,t和th均用t表示;不区分流音l和r,两者均被记作r(例如re-u-ko = leukos);字符通常表示的是一个元音或一个元音加一个辅音;在“辅音-辅音-元音”类型的音节中,前一个辅音通常用该辅音和该音节元音所组成的音节符号来表示(例如ku-ru-so = khrusos),但遇到咝音s加塞音的情况时s通常省略(例如pe-ma = sperma);在“辅音-元音”或“辅音-元音-辅音”类型的音节(即闭音节)中,后一个辅音通常不被记录(例如ko-ko = khalkos);处于词尾的辅音n, r, s省略(例如pa-te = patēr, ne-wo = newos, ki-to = khitōn);对于词尾由塞音加-s构成的辅音群,省略-s,保留其词干结尾辅音,用该辅音加词干末音节元音组成的音节符号表示(例如wa-na-ka = wanax, wo-no-qo = Woinoqws)。

为了对线形文字B和它记载的迈锡尼希腊语有个直观的认识,我们不妨看一片来自派罗斯的泥板;我们依次给出其线形文字B的拉丁字母传统转写、最可能读音的国际音标、希腊字母的转写形式和汉译文,以供对比:


Ta-ra-nu a-ja-me-no e-re-pa-te-jo a-to-ro-qo i-qo-qe po-ru-po-de-qe po-ni-ke-qe.[23]

[thra:nus aiai(z)ménos elephanteíɔ:i anthrɔ́:kwɔ:i híkkwɔ:i kwe polupódei kwe phoiní:kei kwe]

Θρᾶνυς αἰαι(σ)μένος ἐλεφαντείῳ ἀνθρώκwῳ ἵκκwῳ κwε πολυπόδει κwε φοινίκει κwε.

“一个脚凳,镶嵌有象牙雕的人、马、章鱼和格里芬(或枣椰树)。”

在有史时期,我们看不到θρᾶνυς这种形式,但是荷马史诗中有θρῆνυς [thrεˆ:nus](稍晚作[thrεˆ:nys],而θρᾶνος [thra:nos]和θρανίον [thra:níon]常见于文献,它们均与θρᾶνυς在词源上相关联,在词义上相同或相似。a-ja-me-no似乎也可以推测为αἰαμένος [aia:ménos]。无论如何,该词及其词源均无法在有史时期的记载中得到证实,但是其词义在上下文中是清楚的。

这句话后面剩下的所有词语在有史时期都能够被证实,但其形态和语音均发生了若干变化。我们不妨将这部分转写为公元前5-4世纪阿提卡方言的形式来对比观察,既然这种方言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并且通常被视为希腊语的代表:

ἐλεφαντείῳ ἀνθρώκwῳ ἵκκwῳ κwε πολυπόδει κwε φοινίκει κwε.

ἐλεφαντίνῳ ἀνθρώπῳ ἵππῳ τε πολύποδι τε φοίνικι τε.

[elephantínɔ:i anthrɔ́:pɔ:i híppɔ:i te polúpodi te phoíni:ki te]


从迈锡尼时代到古典时代,希腊语历经一千年的发展,词汇、语音、形态和句法既保持着某种稳定,同时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革新。在上述两句的对比中,不难发现这一点。最明显的是,迈锡尼希腊语还保持着原始印欧语的圆唇软腭音*kw。希腊语中的圆唇软腭塞音在大约公元前11世纪消亡,转化为其他塞音。这一音变过程很复杂,但一般的变化规律是:在元音i和e前,kw变为t,gw变为d,gwh变为th;在a, o和辅音前面,它们分别演变为p, b, ph;在u的前面和后面转变为k, g, kh。最大的一个例外是,在爱奥利斯方言中,这一组圆唇软腭音全部变成唇音。在上述对比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圆唇软腭音音变的一般规律:后置失重音小品词κwε变为τε;ἄνθρωκwος变为ἄνθρωπος;ἵκκwος变为ἵππος。

在形态上,迈锡尼希腊语也表现出了若干古老的特征。词干以辅音结尾的名词的单数与格-工具格通常是以-e [ei]结尾的,这从上面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到。不过在迈锡尼出土的泥板上该格一般以-i结尾,派罗斯的泥板上也有零星以-i结尾的情况(例如po-se-da-o-ni = Poseidāoni)。词干式名词的复数与格-位置格为-o-i [-oihi],工具格则为-o [-ois]。-pi [phi]也为复数工具格词尾,来自原始印欧语复数工具格词尾*-bhi(s)。以辅音结尾的名词复数工具格词尾为-pi,而-api则是以-a结尾的名词复数工具格词尾(例如a-di-ri-ja-pi = andrian(t)phi)。与地名一起用时,该形态变化还有位置格功能。在荷马的语言中,-φι这一格尾的用法得到了革新:它可以加在几乎所有的名词,甚至名词的单数之后;它不仅是工具格的标志,而且还可以承担位置格、与格和夺格的功能。词干式名词的单数属格词尾为-ojo,这与荷马的相应形式-οιο一致(来自原始印欧语*-osyo)。迈锡尼希腊语没有冠词。其实,甚至荷马的希腊语也没有发展出使用冠词的革新来。

就与有史时期的希腊语各方言的关系而言,迈锡尼希腊语与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关系最近,它可以说已经是一种东希腊语类型的方言了。这意味着有史时期的东、西希腊语的分化在迈锡尼时代就已存在。最具有标志性的差异恐怕是,原初的ti在迈锡尼希腊语中已经咝音化为si,这与属于东希腊语的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和阿提卡-伊奥尼亚方言的情况一样;西希腊语则保持着ti未变。例如,动词“有”的现在时复数第三人称(即“他们有”),在迈锡尼希腊语中是e-ko-si [ékhonsi],在阿卡狄亚方言中是ἔχονσι [ékhonsi],在阿提卡-伊奥尼亚方言中是ἔχουσι [ékhu:si],在西希腊语种则是ἔχοντι [ékhonti]。中动-被动语态的第三人称词尾在其他方言中都是-ται / -νται,在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中则为-τοι / -ντοι,与迈锡尼方言的-to = -(n)toi相同(例如e-u-ke-to = eukhetoi, di-do-to = didontoi)。

刻有线形文字B的泥板能够保存下来,是由于毁灭各王宫的大火的焙烧。这些珍贵的泥板讲述的也正是迈锡尼文明最后的故事。作为王宫的经济和财政档案,它们见证了一种政治上采用中央集权管理并施行再分配经济的宫殿国家体制。公元前1200年前后,迈锡尼各中心城市均遭到攻击、劫掠和焚烧。致命的打击使这个璀璨的青铜文明在几十年的时间中走向覆亡。线形文字B也伴随着王宫的毁灭而为人们所遗忘,希腊人又倒退回了文盲的社会。一直要等到400年后,希腊人才又重新学会使用文字,不过这次的新文字是书写更为简便,更能精确标记语音的字母,它是腓尼基人的发明。


四、希腊语方言的发展


人们经常把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同希腊传说中的多里斯人的入侵联系起来。但很多考古学家不相信这一解释,理由是考古当中不见多里斯人的物质文化遗存。不过,方言地理的变化的确支持多里斯人及其他希腊人支系移民的理论。伯罗奔尼撒原是迈锡尼文明的核心地区,也是迈锡尼方言的世界。这种方言与有史时期的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关系最密切。然而在有史时期,阿卡狄亚方言犹如一座西希腊方言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它仅分布于阿卡狄亚高原,伯罗奔尼撒其他地区均为多里斯方言和西北希腊方言所覆盖,这两种方言一起构成了西希腊方言。出土了线形文字B的派罗斯、迈锡尼和提林斯在有史时期听到的并非原来的迈锡尼方言,而是多里斯方言。阿卡狄亚方言的近亲塞浦路斯方言也孤悬遥远的海外一隅。迈锡尼时代中希腊的彼奥提亚也是使用迈锡尼方言的地区,但那里有史时期的方言是爱奥利斯方言。有史时期希腊方言的分布显然是黑暗时代一系列复杂的移民运动以及语言演进和接触因素共同造成的后果。

古希腊人认为他们的语言可以划分为多里斯方言、爱奥利斯方言、伊奥尼亚方言这几大方言,并且经常还把阿提卡方言也算成是一大方言。现代语言学家部分地以这种分类为基础,但主要根据语言特征,通常对希腊语方言做出如下划分:


• 阿提卡-伊奥尼亚方言

阿提卡方言

伊奥尼亚方言:东伊奥尼亚方言(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及附近岛屿)、中伊奥尼亚方言(基克拉迪群岛中部)、西伊奥尼亚方言(优卑亚和阿提卡东北部的奥罗波斯)

• 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

阿卡狄亚方言

塞浦路斯方言

• 爱奥利斯方言

忒撒利亚方言

彼奥提亚方言

莱斯波斯方言:小亚细亚的爱奥利斯和莱斯波斯岛

• 西希腊方言

多里斯方言:萨洛尼克湾地区、阿戈利斯、拉戈尼亚、美塞尼亚、基克拉迪群岛南部、克里特、小亚细亚西南海岸及附近岛屿

西北希腊方言:西北希腊、中希腊、阿凯亚、埃利斯

• 庞菲利亚方言


其中阿提卡-伊奥尼亚和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两者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通常被归并在一起合称为“东希腊方言”,正如同多里斯方言和西北希腊方言共同构成“西希腊方言”一样。爱奥利斯方言的地位则处于被争论的状态。恩斯特·里施(Ernst Risch)于1955年发布的一种理论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主导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提出在青铜时代存在两个方言群:阿提卡-伊奥尼亚方言和阿凯亚方言(即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和迈锡尼方言)构成一个方言群,他称之为“南希腊方言”;西希腊方言和爱奥利斯方言构成一个方言群,他称之为“北希腊方言”,并且他认为爱奥利斯方言只是在公元前1200年以后才同西希腊方言分化而发展起来的。[24]关于爱奥利斯方言的争论还在继续,但绝大多数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进一步降低爱奥利斯方言的历史地位,强调在三种方言发展过程中,地区因素甚或社会社会因素要比传统上所主张的“发生”因素更重要。伽尔西亚-拉蒙(José Luis García-Ramón)认为爱奥利斯方言主要是在后迈锡尼时代发展起来的,是西希腊方言覆盖东希腊方言(即里施所谓的“南希腊方言”)的结果。[25]还有学者完全否认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或原始爱奥利斯方言。[26]

列奥纳德·R. 帕尔默(Leonard R. Palmer)则反对这种日益发展起来的共识,他拒绝接受里施关于南北希腊方言的划分,而主张重新将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和爱奥利斯方言划归入同一种青铜时代的方言,即“阿凯亚方言”或称“中希腊方言”,他强调这种方言不同于阿提卡-伊奥尼亚方言,也不同于西希腊方言。[27]他的主张其实是回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上半期的主流理论。在当时,所有非多里斯和非伊奥尼亚的方言都被归入同一个更高的方言群,该方言群被冠以“阿凯亚方言”这一新引入的名称。奥托·霍夫曼(Otto Hoffman)将阿卡狄亚方言和塞浦路斯方言并称为“南阿凯亚方言”,将莱斯玻斯方言、忒撒利亚方言和彼奥提亚方言并称为“北阿凯亚方言”。[28]这种划分和命名方法得到了帕尔默的重提。[29]至于庞菲利亚方言,它实际上很难被进一步归类:传统上它被认为与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有亲缘关系,但它至少也与西希腊方言拥有诸多共同特征。例如,它保留了ti,这是西希腊方言的共性。



* 本文为裔昭印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希腊社会生活研究”(批准号:10BSS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August Schleicher, „Eine Fabel in indogermanischer Ursprache“, in Adalbert Kuhn & August Schleicher (hrsg.), Beiträge zur vergleichenden Sprachforschung auf dem Gebiete der arischen, celtischen und slawischen Sprachen 5. Band, Berlin: Ferd. Dümmler’s Verlagsbuchhandlung, 1868, S. 206-208.
[2] William Jones, “The third anniversary discourse, On the Indu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III, London: John Stockdale, 1807, pp. 34-35.
[3] J. P. Mallory, 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 Language, Archaeology and Myth,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pp. 10-13, 273 n. 1; John V. Day, Indo-European Origins: The Anthropological Evidence,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2001, p. xiv; Jonathan M. Hall, Hellenicity: 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p. 36-37.
[4] Hermann Hirt, Die Hauptprobleme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 Halle: Max Niemeyer, 1939, pp. 114-115.
[5] W. P. Lehmann & L. Zgusta, “Schleicher’s tale after a century,” in Bela Brogyanyi (ed.), Studies in diachronic, synchronic, and typological linguistics: Festschrift for Oswald Szemerény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Amsterdam: B. Brogyanyi, 1979, pp. 455-457.
[6] D. Q. Adams, “Schleicher’s tale,” in J. P. Mallory & D. Q. Adams (eds.),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 Chicago: Fitzroy Darborn Publischers, 1997, pp. 500-503.
[7] Frederik Kortlandt, “For Bernard Comrie,” http://www.kortlandt.nl/publications/art243e.pdf.
[8] Rosemarie Lühr, „Von Berthold Delbrück-bis Ferdinand Sommer: Die Herausbildung der Indogermanistik en Jena“, Vortrag im Rahmen einer Ringvorlesung zur Geschichte der Alterumswissenschaften (09.01.2008, FSU-Jena), http://www.indogermanistik.uni-j ... itere/delbrueck.pdf, S. 4.
[9] D. Q. Adams & J. P. Mallory, “Greek language,” in J. P. Mallory & D. Q. Adams (eds.),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p. 243.
[10] Nikandros, Theriaka 901-908; Pseudo-Apollodoros, Bibliotheke 1.3.3, 3.103; Pausanias, 3.19.4-5; Loukianos, Theon dialogoi 16; Philostratos, Eikones 1.24; Palaiphatos, Peri apiston 46: Peri Hyakinthou diegema; Ovidius, Metamorphoses 10.161-219; Plinius Major, Naturalis historia 21.66.
[11] Theophrastos, Peri phyton historias 6.8.1-2.
[12] 以上语料主要引自Y. Duhoux, “Pre-Greek languages: Indirect evidence,” in A.-F. Christidis (ed.),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From the Beginnings to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5-226; J. B. Haley and C. W. Blegen, “The coming of the Greek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32 (1928), pp. 145-154.
[13] Paul Kretschmer, 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Sprache, Göttingen: Dandenhoed und Ruprecht, 1896, S. 293-311, 370-409.
[14] D. Q. Adams & J. P. Mallory, “Greek language,” in J. P. Mallory & D. Q. Adams (eds.),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p. 243; Y. Duhoux, “Pre-Greek languages: Indirect evidence,” in A.-F. Christidis (ed.),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From the Beginnings to Late Antiquity, p. 227; Shane Hawkins, “Greek and the languages of Asia Minor to the Classical period,” in Egbert J. Bakker (ed.), A Compan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Language,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0, p. 216.
[15] Leonard R. Palmer, Mycenaeans and Minoans: Aegean Prehi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Linear B Tablet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1, pp. 26-30, 232-254; Leonard R. Palmer, The Greek Languag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6, pp. 9-16; Margalit Finkelberg, Greeks and Pre-Greeks: Aegean Prehistory and Greek Heroic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 42-54; Shane Hawkins, “Greek and the languages of Asia Minor to the Classical period,” pp. 216-217.
[16] A. J. Van Windekens, Le Pélasgique. Essai sur une langue indo-européenne préhellénique, Louvain: Pulications Universitaires, 1952, p. V-IX, 3-22, 152-159; Vladimir I. Georgiev,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Sophia: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B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981, pp. 96-107; D. Q. Adams & J. P. Mallory, “Greek language,” in J. P. Mallory & D. Q. Adams (eds.),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p. 243; Y. Duhoux, “Pre-Greek languages: Indirect evidence,” pp. 227-228; Shane Hawkins, “Greek and the languages of Asia Minor to the Classical period,” p. 216.
[17] The Listener, 10 July 1952; John Chadwick,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8; Andrew Robinson, The Man Who Diciphered Linear B: The Story of Michael Ventris, London : Thames & Hudson Ltd, 2002, pp. 105-106.
[18] John Chadwick,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pp. 67-80; Andrew Robinson, The Man Who Diciphered Linear B: The Story of Michael Ventris, pp. 102-124.
[19] Michael Ventris & John Chadwick, “Evidence for Greek Dialect in the Mycenaean Archive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73 (1953), pp. 84-103.
[20] Michael Ventris & John Chadwick,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 Three Hundred Selected Tablets from Knossos, Pylos and Mycenae with Commentary and Vocabul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14-23.
[21] John Chadwick,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pp. 62-66; Andrew Robinson, The Man Who Diciphered Linear B: The Story of Michael Ventris, pp. 98-101.
[22] John Chadwick,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p. 66.
[23] PY Ta722, 转引自Geoffrey Horrocks, Greek: A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its Speakers 2nd ed., London &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man Limited, 2010, p. 2.
[24] Ernst Risch, „Die Gliederung der griechischen Dialekte in neuer Sicht“, Museum Helveticum 12 (1955), 61-76,转引自Stephen Colvin, “Greek Dialects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ages,” in Egbert J. Bakker (ed.), A Companion to the Ancient Greek Language, p. 205.
[25] José Luis García-Ramón, Les origins postmycéniennes du group dialectal éolien. étude linguistique (suppl. Minos 6), Salamanca, 1975, 转引自Stephen Colvin, “Greek Dialects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ages,” p. 205.
[26] Claude Brixhe, « Situation, spécificités et contraintes de la dialectologie grecque. à propos de quelques questions soulevées par la Grèce centrale », dans Claude Brixhe & Guy Vottéro (eds.), Peuplements et genèses dialectales dans la Grèce antique, Nancy: Association pour la diffusion de la recherche sur l’antiquité, 2006, p. 39-69, 转引自Stephen Colvin, “Greek Dialects in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ages,” p. 205.
[27] Leonard R. Palmer, The Greek Language, pp. 67-74.
[28] Otto Hoffmann, Die griechischen Dialekte in ihrem historischen Zusammenhange mit den wichtigsten ihrer Quellen dargestellt 1. Band: Der süd-achäische Dialek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891; 2. Band: Der nord-achäische Dialek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893.
[29] Leonard R. Palmer, The Greek Language, p. 70.

该文发表于《古典学评论》第1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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