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热搜: 罗马 希腊

6957

主题

3万

帖子

6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积分
67227
发表于 2017-6-20 16:27: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杨巨平
文章来源: 历史研究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英文标题】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in the Orient and Its Historical Positioning
【作者简介】杨巨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350
【内容提要】远东希腊化文明指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印度之后在这一地区所形成的区域文明。它是希腊化文明的组成部分,但有其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一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是先后在这一地区活动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他们虽然孤悬远东,难免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仍然坚持希腊文化传统,保持他们的民族特征,从而和其他民族一道,创造了以希腊文化为主导,同时融合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因素的多元文明。该文明对当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阿姆河为中心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文明圈”或“远东希腊化文明圈”。这一地区正好也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该地区的文明遗产借助于丝绸之路的辐射作用迅速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希腊化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接触与交融。
【关 键 词】希腊化/巴克特里亚/远东/犍陀罗艺术/丝绸之路

    “远东希腊化”(Hellenism in the far east)或“希腊化远东”(Hellenistic Far East)是近年来在希腊化研究领域开始流行的专业术语。①“远东”在这里不是纯粹近代地理学意义上的“远东”,而是指希腊化世界最东面的部分。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对东方的认知范围尽管已经大为扩大,但还是非常有限,印度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东方极限之地。亚历山大当年试图抵达的大地最东边的尽头就是印度的恒河及其以东的大海。②本文的“远东”是指以巴克特里亚(Bactria)为中心的希腊人活动或直接影响的区域,大致范围西起伊朗高原,东至兴都库什山,北达里海、咸海、锡尔河一线,南抵印度洋或阿拉伯海,东南以印度河流域为界。这一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亚腹地(Inner Asia)和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其中,阿姆河和印度河流域是两地的核心地区。该区域曾归波斯帝国所有,后来被亚历山大征服,成为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希腊化的远东”即由此而来。
    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希腊人统治和影响,加之帕提亚帝国在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崛起,使这个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希腊化文明的子区域。此地的希腊人虽然是外来的殖民者,人数不多,③但他们是当地的实际统治者。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并竭力保持其传统,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所谓“希腊化”,就是希腊文化为主导,东方各地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化互动融合现象。那些继希腊人之后统治此地的民族大多是从北方草原而来的游牧部落(如帕提亚人、斯基泰人、大月氏—贵霜人、嚈哒人)。他们自身没有带来与定居文明相等的文化,只好对原来的希腊化文化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所以,希腊化文明的薪火并未随着希腊人的消失和游牧民族的到来倏然熄灭,而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承和改造。远东希腊人的历史贡献就是在远离地中海的中亚腹地和印度西北部,竟然孕育了一个为古代历史文献记载所遗漏、几乎被世人所遗忘的文明。它的文明特色只是在近代考古学家、钱币学家、碑铭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才逐渐显露出来,尽管其上的历史尘埃与迷雾还远没有拂去。就现在所知来看,这个子文明本质上属于希腊化文明的范畴,但具体来看,却又有着更为鲜明的地域特征。张骞通西域来到中亚耳闻目睹的就是这个文明的遗产。
    一、希腊式城市的延续与影响
    城市是文明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交流传播的中心。正是巴克特里亚这个希腊人统治下的所谓“千城之国”④确立了该区域希腊化文明的基本特色。⑤
    希腊人素有建城殖民的传统,古风时期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大规模海外殖民建城运动,使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从爱琴海扩大到了黑海与东西地中海。亚历山大东征可谓是希腊人新一轮建城运动的开始,但这次殖民却把希腊人带到了遥远的东方。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在埃及尼罗河口建立了第一座以他命名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此后他所建立的城市,绝大多数也以自己名字命名。他一路上到底建立了多少个亚历山大里亚,古典作家说法不一,少则几个,多则70个左右,⑥今人也莫衷一是。但大致可以认定的至少有10—20个。⑦这些城市并非都是完全新建,有的是以原来的城市为依托,在其旁重建一个军营或希腊人聚居地。它们大多分布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至少在10个左右)。据阿里安记载,亚历山大分别在高加索山(兴都库什山)、锡尔河畔和印度河流域建立了5座城市;据斯特拉波记载,他在巴克特里亚建立了8座城市;据查士丁记载,他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建立了12座城市,还有1座在锡尔河畔;据普林尼记载,他分别在马尔基亚纳(Margiana)、阿里亚(Aria)和锡尔河畔建立了4座城市;据库尔提乌斯记载,他在马尔基亚纳城周围还建立6座城镇,其中两个面南,四个面东。托勒密提到,在索格底亚那地区还有一座亚历山大的同名城市“Alexandria Oxiana”。⑧这些数字虽有重复,也并不准确,即使名为亚历山大里亚也不一定真正为其所建,但反映了亚历山大对此地的重视和在此建城之多。这些城市有的历经沧桑,存在至今,如土库曼斯坦的木鹿(Merv,Alexandria in Margiana),塔吉克斯坦的苦盏(Khujand,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Eschate)、阿富汗的赫拉特(Alexandria in Aria)、⑨贝格拉姆(Alexandria of the Caucasus,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坎大哈(Alexandria in Arachosia⑩)。有的史有记载,但不知其确切位置,如他在印度河上游希达斯皮斯(Hydaspes)河岸边建立的胜利之城尼凯亚(Nicaea)和以他的战马命名的城市布西法拉斯(Bucephalas),以及在阿塞西尼斯河(Acesines)与印度河交汇处建立的一座亚历山大里亚。(11)还有一些或许就是他命人所建,如著名的阿伊·哈努姆遗址,(12)遗憾的是这一城市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被巴克特里亚希腊人遗弃了。
    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他的建城传统,以此安置希腊军人和移民,作为统治的中心和基地。塞琉古王朝几乎控制了原来亚历山大帝国的全部亚洲领土。面对如此广袤庞大、民族众多、文化差异巨大的帝国,塞琉古王朝只能沿袭亚历山大的传统,在交通要道、中心区域建立希腊人城市或移民地,进行由点及面的控制。从塞琉古一世起,建城活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3)该王朝的建城主要集中于小亚、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一线,但在伊朗高原以东的地区,他们还是新建或是重建了一些城市,(14)这些城市大多难以定位,(15)但阿里亚的Achais、马尔基亚纳的Antiocheia、阿姆河以北的铁尔梅兹(Termez,《后汉书·西域传》中的都密)、Maracanda(马拉坎大,“石头城”之意,即后来的撒马尔罕,Samarkand)、斯基泰的Alexandreschata等还是有迹可寻。(16)Achais(Achaia)本名Heraclea,由亚历山大所建,安条克一世重建,改为此名。(17)马尔基亚纳的亚历山大里亚不久即被蛮族(the Barbarians)摧毁,安条克一世将其重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18)铁尔梅兹位于阿姆河右岸,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与阿富汗隔河相望,在古代是一个渡口。铁尔梅兹古城下游约30公里的Kampyr Tepe遗址发现有希腊人的哨所和城堡遗址。亚历山大可能路经此地,也可能在此建城。有学者认为这个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托勒密所提到的Alexandria Oxiana。(19)马拉坎大是索格底亚那地区的首府,曾被亚历山大占领,(20)但在塞琉古王国时期开始繁盛起来。在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亚卜(Afrasiab)遗址上,考古学者发现了希腊化时期的城堡和巴克特里亚国王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约公元前230-前200年)、德米特里(Demetrius,约公元前200-前190年)和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约公元前170-前145年)的钱币以及一些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陶器和高脚杯。(21)Alexandreschata这个斯基泰地区“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应该就是亚历山大以前在锡尔河畔建立的那个同名城市,塞琉古一世可能对它重建,仍保留原名。(22)
    公元前3世纪中期,塞琉古王国东部分别被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帕提亚人的安息王国瓜分,但前者的建立者是塞琉古王国的总督,本质上是一个自行独立的希腊人王国;后者虽是外族建立,但由于统辖区域都是原来的希腊人统治之地,作为游牧民族出身的统治阶层对希腊化文化又钦羡之至,并以“爱希腊者”或“希腊人之友”自诩,(23)境内的希腊人城市非但没有受到大规模的破坏,反而得到了一定的利用和发展。伊西多尔在其《帕提亚驿程志》(Parthian Stations,写作于公元前后)就提到了马尔基亚纳的安条克、阿拉科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德米特里亚城(Demetrias)等希腊人原来建立的城市。(24)这些希腊式城市虽然后来或被遗弃,或被改建,但它们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们的废墟下,或现代城市的地层下,大量的历史遗迹遗物近年被挖掘出来,证明了它们曾经作为希腊人或希腊式城市的存在。其实,这些现代城市在原址上建立,就足以证明这些希腊式城市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从这些城市遗址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景象。阿伊·哈努姆到底建于亚历山大时期还是之后,似乎并不重要,关键是这座城市遗址的希腊化风格非常明显。它位于阿姆河畔今日阿富汗东北部一侧。城市有卫城,有希腊城市中最基本的建筑:体育馆、剧场。神庙从外观上看是东方式的,但其中置放的却是希腊神的雕塑。建城者的墓基石座上镌刻着来自希腊德尔斐神庙的人生格言。此外,柱廊式的宫殿建筑群,以科林斯式为主的希腊式柱头,希腊式钱币,希腊语的纸草文献,陶制的希腊喜剧人物面具的出水口等,也都说明这不是一座一般的城市,或许就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都城之一。(25)近年来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其他城市遗址上也新发现一些希腊化时代的遗存,如巴克特拉遗址的科林斯式和爱奥尼亚式柱头,(26)塔赫特·伊·桑金(Takht-i-Sangin)遗址的爱奥尼亚式柱头,希腊语铭文,阿姆河河神马尔绪阿斯(Marsyas-Oxus,一个裸体光头老头,正在吹奏双管长笛)的青铜雕像,太阳神阿波罗(仅存大腿以上部分)等石雕,“塞琉古式”希腊统治者的泥塑头像,剑柄或刀鞘上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与森林之神西勒诺斯(Silenus)(二者在搏斗,前者显然已经将后者制服在地),戴狮子头皮盔的亚历山大牙雕形象等。(27)虽然有些城市早期的希腊化遗迹难以寻觅,但从此地出土的时间稍后的文物来看,这些城市的希腊化特征在延续。在这方面,贝格拉姆、铁尔梅兹、坎大哈、木鹿等遗址都可以提供一些补充性的信息。贝格拉姆即“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所在地,虽然由亚历山大所建,但其出土物品主要出自公元一世纪的贵霜时期,其中不仅有来自印度的牙雕、中国的漆器,还有希腊罗马世界的玻璃器皿和灰泥圆形浮雕,上面有反映特洛伊故事中赫克托尔和阿喀琉斯战斗的场面,也有典型的希腊神话人物形象,如美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美少年伽尼墨德斯(Ganymede)与化作老鹰的宙斯、有翼小爱神阿摩尔(Amor)、月神塞勒涅(Selene)与美少年恩底弥翁(Endymion)。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地发现了作为秤砣使用的希腊神雅典娜和赫尔墨斯胸像,以及具有埃及萨拉皮斯神特征的赫拉克勒斯神像(Serapis-Heracles)和手持火炬的有翼爱神爱洛斯(Eros)青铜雕像。希腊青年埃弗比(Ephebe)、青年骑手“亚历山大”、希腊音乐家的形象也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28)这些艺术品不论是出自本地的艺术家之手,还是从地中海的罗马世界运来,都反映了此地浓厚的希腊化文化氛围。铁尔梅兹-Kampyr遗址出土的科林斯柱头,(29)虽然属于贵霜时期,但它显然与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传播有关。科林斯式柱头在远东希腊化建筑艺术中最为流行,尤其是在犍陀罗艺术中,几乎所有佛教雕刻中或作为两个叙事场面的间隔,或表示佛教建筑,都采用了这种柱式,但对其进行了重大改造。其一,柱头的简单化,我们还能够看到类似莨苕叶的花饰,但只是象征性的点缀而已;其二,柱身大多由圆形变为方形,呈半柱式。但在铁尔梅兹,柱头的花丛中出现了佛教人物。这固然反映了佛教犍陀罗艺术的变化与发展,但也反映出希腊化艺术的影响在当地的长久不衰。20世纪以来,坎大哈的发掘由于战乱虽然没有能够持续进行,仅有的出土物也难以证明该城具有明显的“希腊性”,但近年来在当地发现的一块墓碑上的希腊语铭文证明此地具有深厚的希腊化文化底蕴。公元前2世纪的一位名叫Sophytos的当地人(印度人)用希腊离合诗(藏头诗)的形式,以典雅的希腊语叙述他的家世,其中特别提到了希腊复仇女神、太阳神阿波罗、文艺女神缪斯等。(30)这说明他受到良好的、系统的希腊语训练和希腊文化的熏陶。这块墓碑立于大路之旁,目的是让路人阅读,可见当地人希腊化程度之高。木鹿的希腊人遗址也已经发现,它是在波斯时代的一个城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来的城堡仅仅是希腊化时期木鹿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31)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之后,帕提亚人曾经把2万罗马战俘关押于此。(32)此时城市的规模之大可以相见。此地也出土了科林斯式柱头。中国史书中把木鹿称为小安息,(33)也可见木鹿在丝路中的中枢作用。
    总之,现在可以确定为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远东建立的这些城市一部分湮没无闻,大部分都有迹可寻。它们初期由于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而保持了较多的希腊化特征,但随着希腊人在当地的消失,这些特征逐渐失色、模糊。新的统治者由于自己没有带来成熟的本民族文化,大多延续了这些城市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本来这些城市在建立之初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当地文化的因素,即使像阿伊·哈努姆这样希腊化特征极为明显的城市,东方的因素也随处可见。神庙中供奉的神可能是宙斯,但神庙绝非希腊的柱廊式建筑,而是立于土台之上,四壁支撑着平面屋顶,外墙上嵌有壁龛。剧场整体上是希腊式的,半扇形依山坡而建,但却在中间设立了包厢式的看台(loggias),显然是供王公显贵等特权阶层使用;宫殿、庭院有希腊式的石头柱廊,但总体上是当地的平顶土砖结构。(34)塔赫特·伊·桑金遗址是一座小城,但上述主要的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遗存均发现于一座设有琐罗亚斯德教祭火坛的阿姆河神庙(the temple of the Oxus)之中。类似情况在其他城市比比皆是。因此,这些城市,即使在希腊人掌控之时,也只能称为希腊化或希腊式的城市。不论从市政建设还是从内部管理,它们都不过是远东希腊人的栖身之所。它们中的一部分后来继续存在、发展,成为著名的丝路重镇,如撒马尔罕、木鹿、贝格拉姆(迦毕试)、铁尔梅兹(都密、怛密、怛满、怛没)、坎大哈;有的则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如20世纪后半期才发现的阿伊·哈努姆遗址。
    二、希腊式钱币的流通、传播与模仿
    钱币也是希腊化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希腊化文明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介。今天我们对远东希腊化文明及其影响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钱币的发现和解读。
    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钱币是在亚历山大和塞琉古王国钱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一,统治者的正面肖像根据发行者自己年龄的增长与相貌的变化而变化,反面铭文的内容和保护神之类的设计与时俱进,不仅根据发行者的血统,而且根据其功绩、信仰来确定。这就为确定王位的世系更替和国王的在位时间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其二,在整个希腊化世界,唯有他们发行了希腊语铭文与地方语言相对应的双语币,同时在反面增添了印度的神或其他具有地方特色的标记。其三,他们的钱币被后来的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塞人)、印度—帕提亚人(Indo-Parthians)、月氏—贵霜人、嚈哒人、粟特人、花剌子模人所模仿,从而形成了希腊与远东地方文化相结合的希腊式钱币系列。这些钱币主要在以巴克特里亚为中心的区域流通,事实上担当了文化转播和文明传承者的角色。
    希腊钱币源于小亚的吕底亚和波斯钱币。小亚的希腊人首先接触到这种有标记的铸币,然后传回希腊本土,各城邦结合自己的需要,开始发行式样不一、图案各异的城邦钱币。但在形制上,它们有共同的特征:银币为主,圆形,正面是城邦的保护神,反面是保护神的标志,或是与城邦有关的动物或图案。马其顿王国的钱币可能是个例外。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Philip Ⅱ,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曾经发行过一种钱币,正面是带月桂冠的宙斯头像,反面是腓力骑在马上伸手致意的形象。小亚的一些波斯总督也发行过有自己头像的钱币,但希腊化时期钱币上国王头像的盛行,显然与亚历山大有关。(35)他在东征开始前后首先发行“赫拉克勒斯/宙斯”(Heracles/Zeus)、“雅典娜/胜利女神尼科”(Athena/Nike)型钱币,上面有他的名字。其后(约公元前332年)他在埃及发行了一种青铜币,正面是他戴头盔的形象。(36)公元前326年征服印度河流域后,他发行了一种纪念币或徽章,正面是他纵马持矛击退乘象的印度国王波鲁斯(Porus)的场景,反面显示他像宙斯一样,一手发出雷电,一手持权杖,头上方飞翔的胜利女神向他敬献花环。(37)亚历山大死后,最早为他铸币的是其部将托勒密一世(Ptolemy I)和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主要有“头戴象头皮盔的亚历山大/王位上的宙斯”、“头戴公羊角的亚历山大/手托胜利女神坐着的雅典娜”两种类型。(38)从此以后,“王像现于币”就成为希腊化钱币的主要特征。不仅各个王国的统治者发行有自己头像的钱币,就是一些地方总督也开始发行类似的钱币。钱币的正面一般是国王头像,反面是其保护神或其他特殊的象征物,并附有表示国王头衔及其名字的希腊语铭文。(39)这类钱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阿提卡制为基础,(40)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在整个希腊化世界流通。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虽然在公元前250年左右脱离塞琉古王国宣告独立,但为表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仍然继续发行这种钱币。第一任国王提奥多托斯(Diodotus)及其作为共治者(co-regent)的同名儿子甚至在他们最初的钱币上仍然保留着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二世(Antiochus Ⅱ)的名字。(41)正是由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对这种钱币传统的执着坚持,并因地制宜、因时而异,从而奠定了这种钱币传统延续千年之久的基础。
    公元前3世纪末,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朝改朝换代,一位名为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约公元前230-前200年)的国王出现。在他及其儿子德米特里(Demetrius,约公元前200-前190年)统治时期,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势力达到极盛,一度越过兴都库什山,深入印度西北部。欧泰德姆斯发行了“国王头像/呈休息状的赫拉克勒斯坐像型”钱币,影响深远,后来被索格底亚那和锡尔河之北的许多游牧民族统治者模仿采用。(42)德米特里发行了头戴象头皮盔的钱币,表示自己和亚历山大一样是印度的征服者。接替这个家族统治巴克特里亚的是欧克拉提德,他的钱币反面的保护神是希腊神话中的狄奥斯库里兄弟(the Dioscuri)。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迫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压力,巴克特里亚希腊人退入印度西北部。王朝的更替导致了希腊人内部的分裂,这时的印度西北部由不同希腊人家族控制。公元前1世纪,随着斯基泰人和帕提亚人侵入,这些希腊人小王国的地盘逐渐缩小。到公元前后,所有的希腊人王国都悄然消失。希腊人作为一个外来民族也融入印度人之中。在这200年间,希腊人实际上成了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他们的血统逐渐和当地的民族混合,他们的文化也不得不向印度转向,反映在钱币上就是希印双语币(正面希腊文,反面佉卢文或婆罗米文)的出现以及一些佛教的标志和地方神形象被吸纳到钱币的图案之中。双语币是希腊化钱币向希腊式钱币转化的分水岭,此后进入印度的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以及后来的贵霜人,都采用了这种双语币。
    印度—斯基泰人主要活动区域在犍陀罗地区,也就是《汉书·西域传》首次提到的罽宾。(43)他们的钱币正面以全身披甲的国王骑马前行形象取代了印度—希腊人钱币上的国王头像,这与他们的游牧民族传统明显有关。与《汉书·西域传》关于罽宾钱币的记载“文为骑马,幕为人面”(44)相比,正面相似,反面则是全身的希腊神或印度神。《汉书·西域传》中的乌弋山离很可能是阿拉科西亚地区首府Alexandria的谐音。(45)此地曾被另外一支印度—斯基泰人占领。《汉书·西域传》称其钱币“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46)与罽宾的钱币正好相反,可能是传闻有误。但此地从亚历山大到孔雀帝国阿育王时期,再到印度—希腊人时期一直是希腊人的聚居地。印度—斯基泰人来到此地后,开始接受、仿造希腊式钱币。公元前后紧随其后进入阿拉科西亚和犍陀罗地区的印度—帕提亚人,也接受了印度—希腊人钱币的基本式样,仿造了印度—斯基泰人的钱币。(47)公元1世纪,贵霜帝国建立。前期钱币以仿制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印度—希腊人钱币为主。从第三王(Vima Kadphises,约公元113-127年)开始,金币出现,钱币风格发生较大变化,国王形象中的贵霜民族特征趋于明显。(48)希腊文变形错讹现象严重。迦腻色伽(Kanishka I,约公元127-151年)时期,铭文改为用希腊语拼写的巴克特里亚语。反面除了希腊的神之外,其余多为印度和波斯的神。(49)这些现象反映了迦腻色伽时期希腊、印度、波斯三种文化交融的深入。
    贵霜之后出现于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王朝先后是印度—萨珊王朝(公元230-360年)、寄多罗王朝(公元360-460年)和嚈哒王朝(公元450-542年)。它们都吸收了希腊式钱币的基本要素,但从外观上看,主要采用了萨珊王朝和贵霜王朝的钱币类型,纯粹的希腊语铭文完全消失,但变形的希腊字母还在使用,如嚈哒王朝使用草体希腊文,印度—萨珊王朝的一些国王使用希腊语字母拼写的贵霜文。(50)粟特地区(Sogdiana,以泽拉夫善河流域为中心)先后处于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帕提亚王国、贵霜帝国、萨珊帝国的控制或影响之下,钱币以仿制为主,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有的钱币后来甚至受到中国中原王朝钱币的影响,出现了方孔和汉字。(51)地处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Khwarezm)虽然一直没有受到希腊人的直接统治,但由于周边希腊化文化的影响,从公元前1世纪起也开始发行自己的仿希腊式钱币。正面是国王头像,反面是欧克拉提德钱币上的迪奥斯库里兄弟骑像和单人骑马型,环以希腊语铭文。(52)公元1—3世纪出现于中国和田地区的“汉佉二体钱”(Sino-Kharosthi Coins),实际上也是受希腊式钱币影响的结果。这种钱币圆形无孔,大小钱的重量比例是4∶1(廿四铢与六铢),相当于希腊钱币的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与一德拉克马(drachm)之比。钱币的形制、佉卢铭文的书写形式和“王中王”称号等显然与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和贵霜早期钱币的直接影响有关。(53)
    由此可见,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中,在中亚和印度存在着一个以巴克特里亚希腊化钱币为源头的货币演变系列。中亚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王国的钱币与印度—斯基泰人王国、贵霜帝国、嚈哒王国,以至于粟特、花剌子模地区的钱币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绝如缕的传承关系。尽管经过一代一代的模仿、改造,希腊语铭文、希腊的神也都遗失殆尽,正反面的图案早就面目全非,但基本的特征如形制、币值、币材等至少延续到了阿拉伯人到来之时,甚至从其后的阿拉伯钱币和中亚蒙古汗国钱币的轮廓中也都隐约感受到它的影响(圆形无孔,正反面各种文字或图案)。
    三、犍陀罗艺术与远东希腊神话的巴克特里亚起源
    犍陀罗艺术(Gandhara Art)在印度西北部的起源、形成以及希腊神话传说在希腊化远东地区的广泛传播是巴克特里亚文明圈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由于有关的文献记载严重缺乏,所以这一地区具有犍陀罗艺术特征的文化遗存以及其他壁画、雕塑、钱币、器物、饰品上所反映的希腊神话素材就显得尤为珍贵。正是它们再现和凸现了巴克特里亚希腊化文明的基本特征:希腊文化与印度、波斯、草原游牧文明的深度互动与融合。
    犍陀罗艺术包含西方古典因素,是在外来文化的参与或推动下出现的,这一点在学术界似乎没有异议。但它到底是与希腊化时期来到印度的希腊人有关,还是与罗马帝国时期通过海路而来的罗马人有关,也就是说这些古典因素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带来的,学术界存在争议。其实,如果我们承认犍陀罗艺术中的西方古典因素,事实上就等于承认了希腊文化的作用,因为这些古典艺术因素本质上源于希腊文明,罗马人不过是它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而已。而且帝国东部(埃及、叙利亚一带)的罗马人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以前的希腊人或其后裔,政治上他们是罗马帝国的臣民,但在血缘上尤其在文化上他们还是希腊人。他们可能是最早来到印度的所谓“罗马人”。所以,有学者将犍陀罗艺术称为“希腊佛教艺术”(the Greco-Buddhist Art)(54)是有道理的。
    佛教与希腊人的相遇发生在阿育王时期。亚历山大死后,印度的希腊—马其顿驻军最迟于公元前316年全部撤走。公元前305-前303年,远征印度的塞琉古一世和当时印度孔雀王朝的统治者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达成妥协,放弃对印度西北部(原来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的控制权。(55)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与印度关系的中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今日阿富汗的坎大哈发现了两块刻有孔雀王朝第三位国王阿育王(Asoka,约公元前270/269/260-前232/218年在位)发布的希腊语石刻敕令。(56)这就说明,此地仍有希腊人居住,而且人数可观,否则国王没有必要颁布希腊语敕令,而且也不可能找到如此谙熟希印两种语言和文化内涵的翻译者。他还派人到印度之外的西部五个希腊化王国去宣扬佛教。(57)这是他的自我吹嘘,还是确有其事,已不可考,但表明佛教在印度西北部的广泛传播,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对佛教应该有所耳闻。
    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大举进入印度西北部,与此地的佛教开始了直接接触。印度—希腊人国王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约公元前190-前180年)的钱币上出现了表示覆钵状的佛塔和围栏中的菩提树。(58)著名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155-前130年)可能皈依了佛教。(59)他的钱币上出现的表示八正道的法轮,似乎就是他信仰、弘扬佛教的证据,表明他是一位转法轮王(the cakravartin),也即最高的统治者。(60)佛教既然如此流行,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希腊人皈依佛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随从米南德听经的500希腊人(the five hundred Yonakes,非确数)应该在国王的带领下也成了佛教信徒。(61)
    一般认为,犍陀罗艺术的繁荣和传播是在贵霜迦腻色伽时期,但它的萌芽却无疑是在印度—希腊人统治时期。正是他们把希腊的神话故事、神人同形同性观念(anthropophuism)和雕塑造型艺术带入印度。当释迦牟尼的崇拜者们试图用一个人物形象表现他们的佛祖时,印度—希腊人中的佛教徒以及受雇于创作佛陀形象的希腊雕塑家首先想到了他们熟悉的希腊神。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希腊的阿波罗神(Apollo)视为佛陀的原型,认为雕塑家们由此获取了创作的灵感。这种说法应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62)当然,我们从早期犍陀罗艺术那些佛教人物雕塑和建筑艺术中所感受到的希腊化因素,不仅仅有类似于阿波罗式的希腊神像,还有经过改造的科林斯式柱头和各种具有希腊艺术风格的装饰性纹饰(如葡萄纹、蔷薇花饰、连珠纹、忍冬纹、棕榈枝等)。这些希腊化因素应该首先来自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此地出土的希腊式雕塑、钱币上强烈的现实主义人物形象、希腊式柱式以及精巧的制作工艺(如泥塑(63)),说明在巴克特里亚存在着一个艺术流派,(64)它的成员可被视为犍陀罗艺术创造者的先驱。
    希腊神话是古希腊文明的一种体现,是古希腊人对自身以及自身与自然万物关系的拟人化想象。所谓希腊的“神”,以及关于这些神的传说,不过是古希腊人民族性和人性的展现。希腊人“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可能即由此而来。像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他们的神和关于神的传说与他们如影相随。亚历山大的征服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传播希腊神话的过程。他声称,他是宙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后裔,认为自己就是荷马诗中阿喀琉斯(Achilles)式的英雄。(65)他到了埃及又认为自己是“阿蒙(Amon)—宙斯”之子。(66)托勒密一世发行亚历山大头戴公羊角的钱币就来源于此,因为公羊是阿蒙神的标志。当他经过兴都库什山进入中亚的时候,他把这座山当成是希腊神话中囚禁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高加索山。(67)当他进入印度的时候,在一座名为奈撒(Nysa)的城市,碰到了自称是酒神狄奥尼苏斯(Dionysus)追随者后裔的希腊人。他们对他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但这个偶遇反而激发了他的征服欲。他要比酒神走得更远,要和他一比高低。(68)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相对于当地民族自然是少数,但他们在自己建立的城市里,则是居民的多数和社会上层。在这些希腊式城市公共活动空间设立的各种希腊神的雕像,无不唤起希腊人对远祖神话英雄的记忆。这些神话故事随着希腊人代代口传而延续,也随着他们的统治的加强而深入人心。普鲁塔克曾说到,荷马的诗在亚洲得到广泛阅读。(69)希腊化钱币上的各种希腊保护神,无疑也推动了希腊神话的传播。
    希腊神话在中亚和印度流传的结果就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被非希腊的民族所接受。帕提亚人和后来的印度—斯基泰人、贵霜人、嚈哒人、粟特人在接受希腊式钱币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上的希腊神。犍陀罗艺术中各种希腊神话人物的出现,尤其赫拉克勒斯形象的出现和变异就充分反映了希腊神话的传播之深远。在犍陀罗艺术出现的初期或之前,在印度西北部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化妆盘(toilet tray,palette)的石刻,(70)其中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取材于希腊神话,如太阳神阿波罗与神女达芙妮(Daphne),美神阿芙洛狄忒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仙女宁芙(Nymph)和酒神随从萨提尔(Satyrs),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和猎人阿克泰翁(Actaeon),阿芙洛狄忒与小爱神厄洛斯(Eros),骑在海马背上的海中神女涅瑞德斯(Nereides),醉酒的狄奥尼苏斯,以及希腊传说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墨勒阿革洛斯(Meleagros)或美少年阿多尼斯(Adonis)等。一个石盘全景式地展示了狄奥尼苏斯与妻子阿里阿德涅(Ariadne)正在饮酒作乐(或正在举行婚礼)以及葡萄酒制作等场面。(71)还有一块石板上雕刻的是特洛伊的故事:特洛伊人想把木马拉回城里,但在城门口遭到女祭司卡珊德拉(Cassandra)和拉奥孔(Laocoon)的全力阻挠。(72)希腊巨神阿特拉斯(Atlas)力扛天宇的形象也出现于犍陀罗地区的佛教雕刻中。(73)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赫拉克勒斯变成了护法金刚(Vajrapani)。(74)但他的基本特征仍然保留:头戴狮子头皮帽,裸体,手持由木棒变形的金刚杵。(75)这种形象一直东传到中国,麦积山石窟中的泥塑金刚、(76)隋唐墓中出土的护墓武士陶俑、(77)唐三彩武士俑(78)都或多或少反映了赫拉克勒斯的某些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赫拉克勒斯之外,希腊胜利女神(Nike)的形象也进入了犍陀罗艺术的殿堂,在哈达的一组佛教雕塑中,她的位置紧靠佛陀的身旁。(79)
    公元以后,佛教开始经中亚向东亚传播,也就意味着犍陀罗艺术的东传。中国境内图木舒克的飞天形象,龟兹的裸体壁画、日天月天形象,(80)敦煌石窟中的爱奥尼亚和多利亚柱式,(81)都反映了犍陀罗艺术中希腊化因素的强烈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含着希腊神话因素的犍陀罗艺术是远东希腊化文明留给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份遗产。
    四、远东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
    远东希腊化地区处于从中国到地中海丝绸之路的核心地段,是丝路由中亚通往西亚和南亚次大陆的起点。因此,在对远东希腊化文明做出历史定位之时,我们有必要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两汉之际,从中国方向进入中亚和印度的主干线主要有三条。一条史称“北道”,从疏勒“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一条史称“南道”,从莎车“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北道沿泽拉夫善河行进,南道沿阿姆河行进,最后在安息的木鹿汇合,向西进入伊朗高原。南道还有一条延伸线,即从中国越帕米尔南下,经悬度,进入犍陀罗地区,由此西南进入乌弋山离,即今日阿富汗的南部,自此“南道极矣”。(82)三路所经之地,都是原来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统辖之地。不论从中国西到伊朗、两河地区和地中海,还是从北方草原南下至印度河口,巴克特里亚都是必经之地。如果说中亚是亚洲的心脏,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核心地区——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所在地就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和交通枢纽。丝路的开通不仅推动了希腊化世界内部的文化交流,而且打开了巴克特里亚希腊化文明信息通往中国的大门。这一历史性的壮举有赖于张骞的西域凿空,也有赖于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世界的建立,特别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在此地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
    巴克特里亚是亚历山大由西而东和张骞由东而西的中亚极限之地,也是希腊化文明与中国文明的首次接触交流之地。汉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所获悉的西域“风土人俗”,(83)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远东希腊化文明遗产的反映。
    当张骞公元前128年风尘仆仆地来到阿姆河畔之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大部分已经南撤至印度西北部。他所见到的是一个臣服于大月氏部落的大夏。这个大夏是否就是西方古典作家所记载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学界存在争议。从张骞的记述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媯水南”,这个大夏所据之地与巴克特里亚的地理位置吻合。据斯特拉波记载,阿姆河是索格底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的分界线。(84)阿姆河的中游是东西流向,大夏位于“媯水南”,就是位于阿姆河之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85)说明这是一个定居的农业国家,有不少城镇,各地自治。国王已不存在,兵弱怯战。这可视为对希腊人王朝弃国而去,当地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反映。根据美国学者勒纳的研究,阿伊·哈努姆遗址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才最后被希腊人遗弃。(86)如果此论属实,张骞抵达大月氏、大夏之时,希腊人王朝可能还保有巴克特里亚东部的山区。张骞“并南山”而归时,极有可能会溯阿姆河而上,经过这个城市,然后沿瓦罕通道进入塔里木盆地。但无论如何,张骞所经过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之地都是原来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和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统治区域。此地的希腊化文化遗产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到的这些地方的城市众多,种植葡萄,“相知言”,以及传闻中的安息的“如其王面”的钱币和“画革旁行,以为书记”(87)的书写材料与方式似乎都与所谓的巴克特里亚“千城之国”,通用希腊语,帕加马的牛皮纸和希腊语的书写规则,希腊人带来的葡萄种植技术有关。(88)
    希腊化远东地区也是后来丝路文明的汇聚与辐射之地。张骞之行,标志着远东希腊化文明遗产通过丝路传播的开始。但以这一地区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文明交流要到公元之后希腊人从印度彻底消失之后。不论是在印度西北部取代印度—希腊人王国的印度—斯基泰人王国、印度—帕提亚人王国,还是在中亚、印度取代巴克特里亚王国,其后崛起于从阿姆河到印度河的贵霜帝国,抑或是在中亚、西亚取代塞琉古王朝统治的帕提亚帝国以及后来曾经统治过中亚甚至印度一部的萨珊帝国,希腊人当初在远东建立的城市有相当一部分相继被新的统治者所利用,有的成为丝路重镇和文化中心。希腊式钱币也被这些后起王国所接受、改造、利用。佛教的希腊—犍陀罗艺术也经由贵霜传到中亚、中国。希腊神话人物的形象也随之传播,尽管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远东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深刻和深远的影响,与继希腊人之后入主此地的民族本身的文明发展程度有关。不论是来自里海沿岸的帕提亚人,来自北方的斯基泰人,还是从中国西北而来的大月氏人、嚈哒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背负的是草原文化。从游牧到定居,他们对当地的文化有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面对文明程度大大高出他们的被统治民族,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接受当地的文化。这就是远东希腊化文明遗产之所以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是后来这些统治民族的文化中包含大量希腊化因素的原因。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接受希腊化文明遗产的同时,也接受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印度、波斯的文化,同时注入了自己的游牧文化元素。印度—斯基泰人钱币上的国王戎装骑马形象,贵霜钱币上的国王身着本民族的皮袍皮靴,向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火坛献祭,同时又将印度和波斯的神视为自己的保护神,就是这种多元文化相结合的见证。希腊、印度、波斯、中国、草原五大文明能够在原来希腊化的远东地区互动交流,以巴克特里亚为中心的丝路交通体系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结论
    总之,希腊化文明本质上是一个既多元又统一的混合文明。究其整体上的构成和影响而言,实际上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东地中海地区,一个是巴克特里亚地区。前者的文明传承作用显而易见,有目共睹,后者则长期湮没在历史的失忆与尘封之中。然而,正是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在中亚地区和印度西北部长达约三个世纪的统治,才使得这一区域的希腊化文明在孤悬远东的困境下,能一花独放,得以延续。此地的希腊人坚持他们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同时也在不断地调适自我,有选择地接受当地的文化,所以才能在这样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以阿姆河流域为中心,囊括中亚、印度西北部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文明圈”(或曰“远东希腊化文明圈”)。生活于其中的民族,不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希腊化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文化正是在吸收希腊化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希腊化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巴克特里亚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区,同时也是希腊罗马、波斯、印度和中国文化的汇聚之地。远东希腊化文明的遗产及其信息正是由此传到了中国,并融入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之中。在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今天,远东希腊化文明的内涵及其历史定位确实值得重新审视。
    注释:
    ①其实,对远东希腊人的研究早在18世纪就已经开始。1738年提奥菲罗斯·拜尔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史》(Theophilus Bayer, Historia Regni Graecorum Bactriani, St. Petersburg: Academia Scientiarum, 1738)可以看作是滥觞之作。19世纪3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G.Droysen)开创了希腊化史研究。此后,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塞琉古王国对东方行省的控制,特别是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先后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统治,一直是希腊化时代或希腊化世界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之一。1909、1912年,罗林森先后出版了《巴克特里亚:从早期时代到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在旁遮普的消失》和《巴克特里亚:一个被遗忘的帝国》(H. G. Rawlinson, Bactri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xtinction of Bactrio-Greek Rule in the Punjab, Bombay: The "Times of India" Office, 1909; Bactria: The History of a Forgotten Empire,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12),对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王国的兴衰做了系统的论述(后一部书实际上是前者的扩充版)。1938年塔恩出版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W. W. Tarn, The Greeks in the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first edition, 1938; the second edition, 1951; the third edition, Frank Lee Holt, ed., Chicago: Ares Publishers Inc., 1984)利用文献和最新的钱币资料,试图全面重建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主要是公元前二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将其纳入希腊化文明史的整体研究之中。此书堪称划时代之作,奠定了远东希腊化研究的基础,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参见Frank Lee Holt, "Preface," pp. i-ii;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Bactrian Studies," pp. iii-iv, in W. W. Tarn, The Greeks in the Bactria and India, 1984)他的“远东”(the Farther East)包括从伊朗东部到北印度的希腊人统治之地("Introduction," in W. W. Tarn, The Greeks in the Bactria and India, 1951, p. xix)。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新的城市遗址、钱币、碑铭材料的发现,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王国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远东希腊化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古典文献中的“千城之国”,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王国的王位世系,犍陀罗艺术的希腊渊源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但“远东希腊化”或“希腊化的远东”作为一个术语的提出和应用应归于英国雷丁大学的雷切尔·梅尔斯博士。她在《希腊化的远东:希腊中亚的考古、语言与身份认同》(Rachel Mairs, The Hellenistic Far East: Archaeology,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Greek Central Asia,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一书的“前言”中介绍了这一术语的内涵和希腊化远东的地域范围,即包括北边的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北阿富汗)和南边的阿拉科西亚(Arachocia,今阿富汗南部)及犍陀罗地区(Gandhara,今巴基斯坦西北),也就是当年亚历山大所征服的波斯帝国的最东部(p.2 & n.2)。本文采用“远东希腊化”这一概念,旨在强调它的区域文明特征,而且涵盖的地区有所扩大,包括该文明的直接影响之地。
    ②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5.26.1-2.
    ③据查士丁,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建城的目的之一就是安置那些他认为心怀不满的士兵。(Justin,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12.5.13, trans. J. C. Yardley,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4)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离开巴克特里亚赴印度时,曾在此地留下3500骑兵和10000步兵。(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4.22.3-4)公元前325年,他在印度负伤,驻守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23000名希腊士兵闻讯哗变,要返回希腊。这批人最后在亚历山大死后被其部将披松(Pithon)率领的马其顿人截杀。(Diodorus, The Library of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99.5-6; 18.4.8; 18.7.1-9)也有说他们最后安全逃脱。(Quintus Curtius Rufus, History of Alexan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7.1-11)塞琉古统治之时和巴克特里亚王国独立之后,有多少希腊人移民于此不详。
    ④Justin,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41.1.8, 41.4.5; Strabo, Ge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1.3.
    ⑤Bactria在古典作家笔下,一般是指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地区。也有用此词来表示一个行政区域,或一个王国,或仅仅一个绿洲。但从地缘政治和文化归属上看,从亚历山大帝国到贵霜帝国时期,巴克特里亚都应包括阿姆河中游两岸的支流地区,南达兴都库什山,北达希萨尔山(Hissar或Gissar Range)。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总督和王国甚至一度控制了远到锡尔河流域的索格底亚那地区。参见Pierre Leriche, "Bactria, Land of a Thousand Cities," in Joe Cribb and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 3-127.
    ⑥古典作家关于亚历山大的建城地点和数目,见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3.1.5-2.1, 3.28.4; 4.1.3, 4.4.1; 5.1.5, 5.19.4, 6.15.2; Plutarch, "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 Moralia 328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Strabo, Geography, 11.11.4; Justin,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12.5.12-13; Pliny,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6.18.47-49; 6.21.61; Quintus Curtius Rufus, History of Alexander, 7.10.15-16.
    ⑦现代史家对这些记载持谨慎态度。塔恩认为,总的数目不会超过13个,其中6个尚存可辨,7个难以定位。(W. W. Tarn, Alexander the Great, II: Sources and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 232-259)弗雷泽的观点比较极端,他根据各类史料比定的最后结果是,亚历山大仅仅建立了6个有据可证的亚历山大里亚。其余都难以证明,可视为虚构。(P. M. Fraser, Cit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01, Maps 1-2, "Table of Alexander-Foundations")科恩认定,从米索不达米亚南部、波斯湾到中亚、印度,有13个城市被古典作家归于亚历山大名下。其余还有15个左右也有可能由他所建,但不能证实。(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Berk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35-338)
    ⑧Claudius Ptolemy, The Geography, 6.12, trans. and ed. Edward Luther Stevenson, New York: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932(Dover, 1991).
    ⑨斯特拉波、普林尼、伊西多尔、托勒密都提到这个位于Ariana的名为“Alexandria”的城市。见Strabo, Geography, 11.8.9, 11.10.1; Pliny, Natural History, 6.21.61; Isidore of Charax, Parthian Stations, The Greek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Wilfred H. Schoff, Philadelphia: Commercial Museum, 1914; Claudius Ptolemy, The Geography, 6.17.阿里安提到亚历山大路经此地,但没有建城的记载。(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3.25.1)因此,该城或如斯特拉波、普林尼所说,以建立者亚历山大命名(Strabo, 11.10.1),或继承者以亚历山大的名义而建。
    ⑩亚历山大是否在现在的坎大哈地区建立过一个同名城市,学界尚有争议。但由于在此地发现了一些希腊语铭文,倾向性的意见还是将伊尔多西提到的"Alexandropolis"(Isidore, Parthian Stations, 19)与"Alexandria of Arachosia"相认同。详见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pp. 255-260.
    (11)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5.19.4, 6.15.2.具体方位考证见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pp. 317-318, 308-312, 291-293.
    (12)Ai Khanum遗址中有一个纪念建立者Kineas的英雄祠,但他受命于哪位国王,史无记载。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亚历山大在阿姆河畔建立的以他名字命名的殖民地"Alexandria on the Oxus"。(Klaus Karttunen, India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 Helsinki: The Finnish Oriental Society, 1997, p. 279)但该城(Alexandria Oxiana)仅仅在托勒密的《地理志》中提到,且将其定位于索格底亚那地区,似乎与位于阿姆河以南巴克特里亚地区的Ai Khanum遗址难以勘同。参见Claudius Ptolemy, The Geography, 6.11-12.
    (13)据说仅塞琉古一世本人就建立了总数达59个之多的希腊人城市。其中可能有夸大附会,但他建城之多是肯定的。见Appian, Roman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57.
    (14)如位于帕提亚境内的Soteira、Calliope、Charis、Hecatompylos、Achaia,印度的Alexandropolis,斯基泰的Alexandreschata。Appian, Roman History, 11.57.
    (15)见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pp. 203, 205-206, 211-215, 216, 252-255, 271, 286, 301.
    (16)关于这些希腊式城市,科恩有详细的定位研究,参见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pp. 335-338, 349-359.
    (17)Pliny, Natural History, 6.18.48.斯特拉波也提到这座城市,见Strabo, 11.10.1.关于其位置的考证,见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pp. 274-276.
    (18)Pliny, Natural History, 6.18.46-47.
    (19)Pierre Leriche, "Bactria, Land of a Thousand Cities," in Joe Cribb and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p.133.笔者2014年9月曾到铁尔梅兹地区残存的哨所和城堡遗址考察,参观了当地的博物馆,目睹了发掘出来的希腊式陶器、钱币、雕塑等。关于该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详见P. Leriche and S. Pidaev, "Termez in Antiquity," in Joe Cribb and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pp. 179-181; 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pp. 277-278.
    (20)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3.30.6-7; 4.3.6; 4.6.3.
    (21)笔者2014年9月在该遗址博物馆见到了这个城堡的模型和希腊化的钱币、陶罐等。
    (22)关于二者的认同,详见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pp. 252-255.
    (23)关于帕提亚与希腊文化的关系,参见杨巨平:《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24)Isidore of Charax, Parthian Stations, pp. 14, 18, 19. Demetrias城是公元前2世纪初侵入阿拉科西亚地区的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所建。详见G. M. 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p. 272; W. W. Tarn, The Greeks in the Bactria and India, 1951, p. 94.
    (25)参见Paul Bernard, "Ai Khanum on the Oxus: A Hellenistic City in Central Asia,"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53, 1967, pp. 71-95; 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46(Jan. 1982), pp. 148-159.
    (26)Pierre Leriche, "Bactria, Land of a Thousand Cities," pp. 131-132.
    (27)B. A. Litvinskii and I. R. Pichikian, "The Hellenistic Architecture and Art of the Temple of the Oxu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vol. 8, 1994, pp. 47-66.图片也可参见http://www.afc.ryukoku.ac.jp/tj/ ... rnBC1-AD1/C-4.html.
    (28)有关图片参见Hidden Afghanista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ierre Camb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Jean-Francois Jarrige; with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by Paul Bernard and Véronique Schiltz, Amsterdam: Nieuwe Kerk, 2007, pp. 228-275(catalogue: nos. 147-228).
    (29)P. Leriche and S. Pidaev, "Termez in Antiquity," in Joe Cribb and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pp. 190-191, Figure 9.
    (30)关于此碑文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见Rachel Mairs, The Hellenistic Far East: Archaeology, Language, and Identity in Greek Central Asia, pp. 106-117, 190; Rachel Mairs, "The places in Between: Model and Metaphor in the Archaeology of Hellenistic Arachosia," in Sujatha Chandrasekaran, Anna Kouremenos and Roberto Rossi, eds., From Pella to Gandhara: Hybridis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Hellenistic East, Oxford: BAR, 2010, pp. 177-189.
    (31)P. Leriche and S. Pidaev, "Termez in Antiquity," p. 313, Figure 1.
    (32)Pliny, Natural History, 6.18.47.
    (33)《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8页。
    (34)参见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p. 148-159.
    (35)Otto , Early Hellenistic Coinage from the Accession of Alexander to the Peace of Apamaea(336-188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7.图片可见李铁生编著:《古希腊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89页图8—10,第90页图8—12,第108页图9—9,第111页图9—16,9—17。
    (36)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London: B. A. Seaby Ltd., 1988, pp. 106-107, 109.
    (37)F. L. Holt,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lephant Medall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late: 2-5; J. Boardman, The Greeks in Asia, London: Thames-Hudson Lit., 2015, p. 57(illus. 28).
    (38)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pp. 116(pl. 220), 120(pl. 234); Otto , Early Hellenistic Coinage from the Accession of Alexander to the Peace of Apamaea(336-188BC), pp. 63(pl. 90), 81(pls. 178-179, 181-182).
    (39)一般是属格,如BA∑IAEΩ∑∑EAEYKOY,意思是“国王塞琉古的钱币”。
    (40)古典时期的希腊流行阿提卡(Attic Standard)、厄基纳(Aeginetan Standard)、科林斯(Corinthian Standard)三种币制。币值以一德拉克马(drachm)和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为主。阿提卡制:drachm=4.25g, tetradrachm=17g。
    (41)Otto , Early Hellenistic Coinage from the Accession of Alexander to the Peace of Apamaea(336-188BC), p. 120(pl. 374-375); Osmun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91, Pl. 1(Diodote I et 2, serie 1-4).
    (42)Otto , Early Hellenistic Coinage from the Accession of Alexander to the Peace of Apamaea(336-188BC), p. 121(pls. 383-386).
    (43)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塞王南君罽宾。”“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901、3884页)可知,塞人的一支翻越帕米尔高原,南下犍陀罗地区,建立了“罽宾国”。
    (44)《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85页。
    (45)Anthony F. P. Hulsewé and Michael L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Leiden: E. J. Brill, 1979, p. 112, n.250.
    (46)《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89页。
    (47)Osmund Bopearachchi, From Bactria to Taprobane, vol. I: Central Asian and Indian Numismatics,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2015, pp. 528-529, 547-548(nos. 1-9).
    (48)关于贵霜诸王的钱币图像及其特征,参见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208—232页(No. 1200—1352);也可见杨巨平:《“Soter Megas”考辨》,《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40—152页及封三图版。
    (49)详见M. K. Thakur, India in the Age of Kanishka, Delhi: World View Publication, 1999, Pls. 1-10, pp. 43-46, 134-140.
    (50)关于这三个王朝的钱币式样及其特点,参见李铁生编著:《古中亚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196—247页。
    (51)关于粟特钱币的演变,详见http://www.sogdcoins.narod.ru/english/sogdiana/coins.html.参见Institute of Archeology of the UzSSR Academy of Sciences etc., Culture and Art of Ancient Uzbekistan: Exhibition Catalogue, vol. 1, Moscow, 1991, pp. 156-164(nos: 205-245); vol. 2, pp. 34-39(nos. 405-415, 419).
    (52)Institute of Archeology of the UzSSR Academy of Sciences et al., Culture and Art of Ancient Uzbekistan: Exhibition Catalogue, vol. 1, pp. 192-193(nos. 306-307).
    (53)详见Joe Cribb, "The Sino-Kharosthi Coins of Khotan. Their Attribution and Relevance to Kushan Chronology," Part 1,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vol. 144, 1984, pp. 128-152;参见夏鼐:《和田马钱考》,《文物》1962年第7、8合期,第60—63页;林梅村:《再论汉佉二体钱》,《中国钱币》1987年第4期,第3—11、20页。此类钱币国内大连旅顺博物馆和新疆钱币博物馆、甘肃钱币博物馆也有收藏,笔者2013年夏曾专程考察,拍有实物照片。
    (54)参见Alfred Foucher, 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āra,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5, 1918 and 1922.
    (55)Strabo, Geography, 15.2.9.
    (56)分别发现于1958、1963年(公布于1964年),详见M. Wheeler, Flames over Persepolis, New York: Reynal & Company, Inc., 1968, pp. 65-69; S. Sherwin-White and A. Kuhrt, From Samarkand to Sardis, London: Duckworth, 1993, pp. 101-102.
    (57)Ven. S. Dhammika, "The Fourteen Rock Edicts," The Edicts of King Ashoka, Kandy, Sri Lanka: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93, no. 5, 13.
    (58)Osmun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PL. 7(Agathcles, 9-11).
    (59)T. W. Rhys Davids, trans., 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Part II of 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4, pp. 373-374(No. 420); I. B. Homer, trans., Milinda's Questions, Volume II, London: Luzac & Company, Ltd., 1964. pp. 304-305(No. 420);《大正新修大藏经·论集部》,全第32卷No. 1670(A,B)《那先比丘经卷下》,台北:台北市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703、719页。
    (60)关于该钱币图案及其寓意,见Osmund Bopearachchi, From Bactria to Taprobane, vol. I: Central Asian and Indian Numismatics, Pl. I. no. 14, p. 197.
    (61)Yonakes,即Yonas,是印度—希腊人Yavanas的巴利文复数形式,汉译为“臾那”,首先出现在巴利文的《米南德问经》中。其中提到米南德的五百希腊随从(“The five hundred Yonakes”)或宫廷议事会成员(counselors),见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trans. T. W. Rhys Davids, Part I of 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0, Nos. 4, 19, 20, 23(pp. 8,30,33,37),在汉文《那先比丘经》中译为“五百伎”或“五百骑从”。《大正新修大藏经·论集部》全第32卷No. 1670(A,B)。
    (62)参见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7—29页;R. A. Jairazbhoy, Foreign Influence in Ancient India, Bombay, New York: Asia Pub. House, 1963, p. 145; Alfred Foucher, The Beginnings of the Buddhist Art, Paris: Paul Geuthner, 1914, p. 128.
    (63)这种泥塑艺术在同时期的塔赫特·伊·桑金遗址也有发现。B. A. Litvinskii and I. R. Pichikian, "The Hellenistic Architecture and Art of the Temple of the Oxus," pp. 47-66.
    (64)有的学者根据在帕提亚尼撒遗址发掘出的具有希腊神话人物形象的来通(rhytons)以及希腊式大理石雕像等艺术品,认为在此地存在着一个希腊—帕提亚艺术家群体,他们或专门制作来通。但也有的学者提出,这些艺术品可能来自地中海或亚洲的其他地方,如从巴克特里亚进口而来。若此,巴克特里亚希腊化艺术流派的假设可得到进一步佐证。参见Carlo Lippolis, "Parthian Nisa: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the Homeland of the Arsacids," in Pierre Leriche, ed., Artet Civilization de L'orient Hellénisé, Paris: Picard, 2014, pp. 223-230.
    (65)亚历山大从小就崇拜阿喀琉斯,东征路过特洛伊(Troy)旧址时,还向其墓献了花环。见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1.12.1; 7.14.4-5.
    (66)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3.3.1-2; 4.9.9; Strabo, Geography, 17.1.43.
    (67)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3.28.4; 5.3.1-4; 5.5.3.
    (68)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and Indica, 5.1-2.
    (69)Plutarch, "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 in Moralia, 328D.
    (70)关于这些“化妆盘”出现的时间,学术界的争论主要在于他们出现在印度—希腊人时期还是在印度—帕提亚人和贵霜迦腻色伽时期。详见Ciro Lo Muzio, "Gandharan Toilet-Trays: Some Reflections on Chronology,"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vol. 17, 2011, pp. 331-340.该作者持后一种观点,认为它们应该出现在公元1世纪,或者2世纪早期,与犍陀罗艺术的发展同步而非之前或在它的最早阶段。根据法兰克福的研究,这些所谓的化妆盘依其风格和内容可分为“希腊化式”、“帕提亚式”、“印度式”三个类型,他所搜集的97个石盘中仅有两个与佛陀有关(nos. 96-97)。可见这些化妆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它们中的那些希腊化风格尤为突出的,显然属于印度—希腊人时期,后来那些属于帕提亚式和印度式的石盘,则是对以前题材的模仿或改造。参见Henri-Paul Francfort, Les Palettes du Gandhara, Paris: De Boccard, 1979, pp. 5-7; Pls. I-XLVII(Palette nos. 1-97).
    (71)John Marshall, A Guide to Taxila, New Delhi: Taxshila Prakashan, 2013, pp. 494-495, PL. 144. Nos. 62, 65; Henri-Paul Francfort, Les Palettes du Gandhara, Pls. I-X, XII-XIII, XIX, XXI-XXII(Palette nos. 1-3, 6, 8-9, 12-17, 19, 24-26, 37, 41-44);洛·穆兹奥:《印度—希腊、塞人和帕提亚时期西北印度的化妆盘》,卡列宁、菲利真齐、奥里威利编著:《犍陀罗艺术探源》,魏正中、王倩编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4—83页。
    (72)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1990,1013.1。图片、说明详见该馆网页: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 ... es=true&page=1.
    (73)Harald Ingholt, 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7, "Descriptive Catalogue" & Pls: 382-387.
    (74)参见谢明良:《希腊美术的东渐?——从河北献县唐墓出土陶武士俑谈起》,《故宫文物月刊》1997年15卷第7期,第32—53页;邢义田:《赫拉克勒斯在东方》,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48页。
    (75)参见W. Zwalf, The Shrines of Gandhara,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Limited, 1979, p. 23(Pl. 21); Christian Luczanits, Gandhara: Das Buddhistische Erbe Pakistans: Legenden, und Paradiese, Mainz: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08,p.319(abb. 3); Francine Tissot, The Art of Gandhara, Paris: Librairie Adrien Maisonneuve, 1986, Fig. 102.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也有一类似石刻收藏,名为“Buddha and Vajrapani”,编号:I 58,出自犍陀罗地区,公元前1世纪。个人拍摄(2014—2—7)。
    (76)身着铠甲,怒目前视,头戴虎头帽,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一木棒下垂于双腿间,脚踏小鬼。麦积山第四窟殿前泥塑,个人实地拍摄(2007—8—18)。
    (77)王敏之等:《河北献县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5期,第28—33、53、101页;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北槽唐墓》,《考古》1962年第2期,第63—68页,图8。
    (78)身着铠甲,头戴虎头或狮头皮盔,胸前两条前腿打结,与西方古典艺术中的赫拉克勒斯形象以及犍陀罗艺术中的护法金刚颇有相似之处。现藏西安博物院,个人拍摄(2013—7—24)。
    (79)Pierre Leriche, Art et Civilization de L'orient Hellénisé, Paris: Picard, 2014, p. 12, fig. 4.
    (80)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第118页;吴焯:《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问题初探》,《中亚学刊》1982年第1期。关于龟兹壁画中的希腊化文化因素,见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6—208、334—341页,图80、81。
    (81)爱奥尼亚柱式出现于268窟,见敦煌研究院(樊锦诗等)编:《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96、249页,图34(第56页),图版:29—31、38;多利亚式柱式出现于254窟壁龛,图片见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图版26。爱奥尼亚柱式也可见本书图版6。
    (82)《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72、3889页。
    (83)《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3页。
    (84)Strabo, Geography, 11.11.2.
    (8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64页。
    (86)Jeffery Lerner, "The Eastern Baktria under Da Yuezhi Hegemony," in Vidula Jayaswal, ed., Glory of the Kushans: Recent Discove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12, pp. 79-86.一般认为,阿伊·哈努姆遗址在公元前145年被遗弃。(Paul Bernard, "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pp. 148-159)波比拉赫奇根据钱币资料,推定最后一位希腊人国王Heliocles一世对巴克特里亚东部的控制延续到公元前130年前后。(参见Osmun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e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e, p.453)这大概是为了与汉文资料关于张骞抵达大夏的时间相吻合。
    (87)《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0、3162、3174页。
    (88)详见杨巨平:《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QQ|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聊城大学) ( 鲁ICP备05001955号-3 )  

GMT+8, 2019-9-22 18:31 , Processed in 0.120890 second(s), 26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