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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0 05:42: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l李立华
文章来源: 史学月刊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英雄时代的国王①提秀斯(Theseus)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广受崇拜。在雅典城内,竖立着为提秀斯建立的神庙②;在陶瓶画中,提秀斯成为足以与赫拉克勒斯抗衡的角色;在悲剧诗人笔下,提秀斯被塑造成为惩恶扬善、锄强扶弱的英雄;许多宗教节日也与提秀斯有关。大约在公元前430年代以后,提秀斯被雅典人尊奉为民主制度的象征甚至是创建者。以至于2世纪的历史学家鲍萨尼亚(Pausanias)在看到提秀斯的形象与民众和民主女神站在一起时,发出了如下感慨:“如今,因为他们对于历史的无知,以及对他们自儿时起就听到的歌队和悲剧里的内容的盲目信任,人类大众中存在许多错误的信仰。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提秀斯,他事实上变成了国王,在墨涅斯透斯死后,他们家族的国王地位甚至延续到了第四代。”③
   古典时代的提秀斯崇拜同样引起了现代学者的注意。雅典人为何会崇拜一位英雄时代的国王,甚至将其作为民主制度的创建者?总体而言,学者们通常强调提秀斯所具备的优良品行与英雄行为,认为提秀斯崇拜是宣传、美化、合法化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物④。这些研究颇具启发性,为本文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可供补充之处。在学界普遍观点之外,提秀斯崇拜是否还具有其他内涵,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 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改造
   古典时代的提秀斯形象并非其原始形象。提秀斯形象之所以具有宣传、美化、合法化民主政治的功用,固然在于提秀斯是早期雅典“历史”中最为显著的人物,更在于他所具备的优良品行和英雄业绩。然而,提秀斯的优良品行与英雄行为并未存在于其原始形象中,而是由后人不断改造而成。不同时代的雅典人,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对提秀斯进行了不同角度和侧重的刻画。“神话人物忒修斯(即提秀斯——引者注)是时代需要的产物,是雅典国家和政治家们塑造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政治和社会样板。”⑤从原始形象到古典形象,提秀斯形象的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阿盖德评论说:“提秀斯随着雅典城的成长而成长。”⑥既然要考察古典时代提秀斯崇拜的内涵,就有必要先梳理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改造。
   在古典作家改造之前,提秀斯在文献资料中出现较少且形象单一,是一个孔武有力且情感经历丰富的国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只有三处提及提秀斯,都是关于他的光辉出身以及个人情感⑦。赫西阿德在作品中也提到了提秀斯,描述的是他作战英勇及个人情感⑧。在抒情诗人和散文家的笔下,提秀斯的形象虽逐渐丰满,但主题依然是有关神圣出身、早年英勇经历及情感事务⑨。
   提秀斯在古典时代之前未受重视的原因不难理解。早期希腊作家所以轻视提秀斯,或许在于雅典当时并不是很重要的城邦。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荷马史诗虽只有三处提及提秀斯,也并非不存在问题。他指出,《奥德赛》第11卷第631行“”[(我本可见到我想见面的古代英雄),有提秀斯和佩里托奥斯,神明们的光辉儿子……]为庇西特拉图所加。同样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庇西特拉图对赫西阿德作品中的提秀斯形象也进行了修改,他删除了赫西阿德指责提秀斯始乱终弃,抛弃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诗句⑩。提秀斯形象在抒情诗人和散文家笔下的兴盛,与阿尔克迈翁家族、庇西特拉图、客蒙等贵族、僭主、政治领袖的推动有关(11)。
   古典时代以来,提秀斯形象出现了较大变化。虽然依旧孔武有力且情史丰富,但提秀斯与城邦命运的结合逐渐成为中心。这表现在提秀斯被改造为阿提卡的统一者、法律和城邦的保卫者、奴隶和穷人的庇护者、为正义代表城邦而战的军事统帅。下文将就几位主要作家逐一论述。
   首先要提到的是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秀斯只出现过一次,其行为是抢夺少女时代的海伦(12)。希罗多德为什么轻忽提秀斯?学界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一,提秀斯是一个阿提卡本地英雄,因此来自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对其兴趣不大;其二,提秀斯与《历史》的主题即希波战争关系不大;其三,希罗多德没有最终完成《历史》,尚未顾及提秀斯;等等(13)。
   上述解释是否充分很难证明。唯一能确定的是,希罗多德无意发展提秀斯的新形象。他对提秀斯的忽略,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提秀斯形象演变的不认可。《历史》的核心是希波对抗,若无特别指出,大王(The King)一词专指波斯国王,因而与波斯人的对抗可以具象化为与大王的专制对抗。尽管《历史》中不乏对国王善行的描述(14),但不可否认大王与希腊依然是冲突的两极。因此,希罗多德或许不愿将希腊,尤其是代表民主的雅典与英雄国王提秀斯联系起来,影响《历史》的冲突效果。
   修昔底德笔下的提秀斯较之以往有了较大变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秀斯成了阿提卡的统一者。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提秀斯时代以前,阿提卡人住在“独立的村镇中,各有各的市政厅和政府”。提秀斯做国王的时候表现得“既明智又强大”,他取消各村镇的议事会和政府,使雅典成为唯一的政治中心。“直到今天,雅典人为了纪念雅典娜女神而举行雅典统一节,就是由提秀斯开始的。”(15)
   这显然是修昔底德的创造。首先,修昔底德的相关记载,是提秀斯首次以统一者的形象出现在文献中。正如波尔所分析的,因为提秀斯的父亲埃勾斯已经是雅典国王,所以提秀斯不可能是雅典的创建者,而为了将提秀斯与雅典建城联系起来,雅典人将他视为阿提卡的统一者。这个版本的雅典历史被广泛接受(16)。其次,修昔底德提及提秀斯的时机也值得注意。时值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阶段,面对斯巴达盟军的入侵,伯里克利试图让阿提卡乡民迁移到雅典城内。伯里克利将乡民迁入雅典,与提秀斯统一阿提卡构成了一组对照(17)。考虑到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一贯的褒奖态度,此处提及提秀斯有意无意间似乎都有合法化伯里克利政策的目的,因为阿提卡乡民并不情愿迁入雅典(18)。
   较之相对审慎的历史学家,悲剧作家对提秀斯传统的改造更为明显。在悲剧中,提秀斯主要出现于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上演于公元前428年)《乞援女》(Suppliants,上演于公元前424~前416年间)《发疯的赫拉克勒斯》(Madness of Hercules,上演于公元前424~前418年间)以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Oedipus at Colonus,上演于公元前405~前401年间)。在《希波吕托斯》中,提秀斯被刻画为一个陷入命运的悲剧中遭受痛苦的武断固执的国王。其后的三部悲剧中,提秀斯开始重视城邦荣誉,尊重法律和民主,直至发出了伯里克利式的政治论断:“我们的城邦是一个自由的城邦,不是由一个人所统治,每年里人民轮流执政,不给富人偏袒,穷人有同等的权利。”(19)可见,在悲剧诗人笔下,提秀斯增添了民主色彩。
   公元前4世纪开始,提秀斯与民主政治的联系被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古代作者们似乎开始在理论上区分提秀斯的统治与传统君主制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在研究中明确指出:“提秀斯的统治已经稍稍偏离了君主制。”(20)伊索克拉底则进一步强调提秀斯与传统上“奴役人民,独享安乐”的统治者不同,他“将危险留给了自己,将利益赋予民众”,他的统治是“如此的公正美好,以至于今日我们仍旧缅怀他的仁慈”(21)。伊索克拉底不仅丰富了提秀斯统治的细节,而且强调了“今日”民众对提秀斯仁慈的缅怀,反映出作者自身丰富提秀斯形象的现实考量。
   提秀斯形象在古典作家笔下的变迁,不仅包含随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客观层面(22),还包含古典作家主动“过滤”(sanitized)的主观层面(23)。雅典人对提秀斯进行的“过滤”,也表现在旧喜剧中。喜剧作家通常将政治领袖戏拟为某个神话人物,通过对神话人物的戏谑发泄对政治领袖的不满。如伯里克利就被比作阿伽门农、奥利匹斯山上的国王、庇西特拉图,甚至宙斯(24),但唯独没有被称之为“提秀斯”(25)。因此,提秀斯形象经历了一个被古典作家不断完善的过程,伴随的是提秀斯形象与现实政治关联的逐渐加强。进入到公元前430年代以后,提秀斯的早年经历与情感事务不再是提秀斯传奇的主要内容,与城邦的联系,与雅典民主政治的联系逐渐成为主旨。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改造,既是提秀斯崇拜在古典时代发展的结果,本身也构成了提秀斯崇拜的重要表现。
   二 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
   一般认为,改造神话人物形象的动因是现实需要。证之于提秀斯,古典作家所以改造其形象,也是为了现实需要。尤其是在政治宣传方面,通常认为提秀斯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26)。然而,在为现实服务层面上,提秀斯形象的作用,是否仅仅在于宣传、美化、合法化民主政治?是否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解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分析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
   鉴于陶瓶画、神庙、建筑等考古材料分布时间较广且缺乏具体语境,而提秀斯与民主政治的直接关联大致发生于公元前430年代的悲剧作品之中,因而这个时期的悲剧作品是较好的分析对象。同时,由于古希腊悲剧与政治联系素来密切,有着很强的现实关怀(27),因而考察悲剧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能在较广层面上反映提秀斯形象在现实中的运用。其中,欧里庇得斯的《乞援女》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提秀斯的民主形象在本剧中最为典型,常常被用作提秀斯民主性的论据,更因为该剧的剧情主旨围绕提秀斯展开,因而其形象较为丰满和全面。下文将以《乞援女》为中心,以欧里庇得斯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为例,分析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
   在该剧中,底比斯使者首先发起对民主政治的诘难。在得知雅典是由民众而非僭主统治之时,底比斯使者指出了民主政治的缺点,称民主政治中充满了“哄骗民众、诽谤政敌的政客,愚笨且无闲暇的农民”(410~425)(28),“短视、自私的选民”(481~485)。
   关于这一诘难,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底比斯使者与提秀斯关于制度的辩论与悲剧情节的发展并无太大关系。使者的使命是劝诫提秀斯不要帮助阿尔戈斯人,对雅典城邦的攻击非但与其使命无关,更有碍于其任务的完成。为了掩盖这一与中心无关的辩论,欧里庇得斯让提秀斯将原因归为底比斯使者话多(457~462)。其二,底比斯使者对雅典政体十分陌生,他对雅典民主的洞见不可能那么深刻。底比斯使者所指出的民主政治的问题,是雅典民主实践中存在的切实困境(29)。这种洞察显然不会来自“第一句话就说错”的底比斯使者(403),因为他对雅典政体简直一无所知(399)。因此,可以认为这一制度辩论是欧里庇得斯刻意为之。通过戏剧角色阐述对雅典政治现状的不满,是戏剧作家惯用手法之一。阿里斯托芬就曾言道:“诸位观众,请原谅,我,一个穷鬼,写喜剧,想对雅典人谈论国家大事。因为喜剧也懂得正义。我的话会骇人听闻,但却正当。”(30)
   在回应底比斯使者时,提秀斯并没有正面解答这些指责。他指出了僭主政治的缺点以衬托民主政治的优点:在僭主城邦中“没有公共的法律”,而民主城邦中因为有了成文的法律,“穷人和富人便有了同等的权利”;僭主城邦“杀害有头脑的优秀人物”,而民主城邦“喜欢年轻人”(428~456)。对于使者或者说欧里庇得斯本人所指出来的民主制度的缺点,提秀斯,或者说欧里庇得斯并没有直接回答。
   尽管缺少言语上的正面回应,欧里庇得斯却没有忽略这些问题。提秀斯在剧中的行动实际上解答了这些诘难。提秀斯无须哄骗民众、诽谤政敌,自己便可进行高效的决策:决定是否援助阿尔戈斯人的并非公民大会,而是提秀斯与他的母亲;乞援的阿尔戈斯人首先寻找的并不是雅典的公民大会,而是提秀斯的母亲埃特拉,求她“劝说你的儿子”(60);在听过阿德拉斯托斯的乞援理由后,提秀斯未经公民大会允许,就决定让前者“好好地走开”(248~290);埃特拉在劝服提秀斯时,用的两条理由分别是“神的惩罚”和提秀斯“个人的荣誉”(302~320);当提秀斯决定去底比斯时,他决定咨询雅典民众的意见,但显然他并不是去提请公民大会表决,他告诉他的母亲“只要我想去,他们就会赞成”(350)。
   基于此,斯特劳斯称提秀斯的民主更像一种施舍,民主政治从属于提秀斯的个人意志(31)。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提秀斯尽管做出了自己的决断,但是决策过程依然受到雅典民众的制约:如在一开始拒绝阿德拉斯托斯的请求时,提秀斯考虑的是“没有理由向我的同胞解释”(248~290);在决定帮助阿尔戈斯人后,提秀斯决定告诉公民大会,因为“申诉了理由,我就能得到人民更大的支持”(351~352);在派遣使者前往底比斯时,提秀斯告诉使者倘若底比斯拒绝归还尸体,那么就“等着我持盾的军队”,之后,特别强调了城邦的支持,“获悉我的愿望后城邦也高兴,自愿地接受了这一任务”(380~395)。
   可见,在决定援助阿尔戈斯人的决策过程中,欧里庇得斯同时强调了王权与民主的作用。他一方面通过提秀斯的强力国王身份,解决了民主政治的弊病;另一方面又通过公民大会的约束,解决了僭主政治的弊病。作为高效且正义的统治者,提秀斯不哄骗民众,也无须诽谤政敌,民众也将不会受到哄骗,导致在仓促之下做出错误决定,这显然回应了底比斯使者的诘难。同时,为了取得人民的拥护(351~392、380~395)(32),提秀斯敬畏神灵(210~230、591~598、1227~1230)(33),注重礼法(310~312、525~526、670~672),尊重女性(941~950),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同样得到了保障。
   在剧情的后续发展中,王权与民主相得益彰,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民主城邦——雅典的“同情不幸”与英雄国王——提秀斯的“年轻勇敢”并列起来,成为了乞援的阿尔戈斯国王阿德拉斯托斯选择求助于雅典人的原因。其中,阿德拉斯托斯尤其强调了后者的重要性,“许多城邦就因为缺少这样的人统领军队而灭亡了”(190~192)。征战底比斯胜利的荣誉,同样既属于民主城邦——“给城邦带来了美名”,也属于作为统帅的将领——(给他们带来了)“加倍的荣誉”。最后,歌队的宣誓对象也同时包括代表民主的城邦与代表王权的提秀斯——“提秀斯”和“他的城邦”(1232~1234)。
   总之,欧里庇得斯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实际上是用王权作为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一种途径。也就是说,悲剧诗人首先在现实中感觉到了民主制度的某些困境抑或弊病,然后通过提秀斯这个角色的王权属性在悲剧中尝试解答这些弊病。赋予提秀斯以民主属性,不仅使其王权属性能在雅典城邦框架之下运行,也反映了悲剧作家将王权和民主政治协调的构想。提秀斯在雅典传统中的地位,提秀斯形象在既往阶段的发展,使其成为民主政治困境下最为理想的选择。因此,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不仅在于宣传、美化、合法化民主政治,还在于用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尝试和构想。
   三 提秀斯崇拜的历史语境
   鉴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以及提秀斯的特殊地位,有学者认为用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解决民主困境只是个例。波尔评论道:“在希腊历史写作的进程中,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某一时刻都思考过一个问题,即从概念上讲不能作为政治幸事的王制,何以在提秀斯的身上变成了一件幸事。”(34)确实,在那个时代,被指责为“僭主”甚至可以危及一个政治家的政治生涯:虽然承认阿克比阿德斯在作战方面功绩显赫,但民众仍力图把战事移交给其他人,修昔底德认为原因是“民众认为他的目的是想做僭主”(35)。至少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之所以在公元前415年将阿克比阿德斯从西西里召回,是怀疑他想成为僭主(36)。提秀斯身上有太多的特殊性,这似乎意味着用王权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是只能发生在提秀斯身上的个例。
   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更深入的研究表明,欧里庇得斯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在公元前430年代之后的作家中并非个例。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因为“是他领导民众,而不是民众领导他”。伯里克利由于“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敢于对公民“提出相反的意见,甚至向他们发怒”。在城邦过分得意时,伯里克利会提醒他们的危险;而当城邦丧失勇气时,伯里克利会恢复他们的信心。正是在此意义上,修昔底德称:“雅典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制,但权力实际上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同时,伯里克利又严格遵守法律,并未完全脱离公民大会的控制(37)。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描绘,显然与欧里庇得斯对提秀斯的描绘有相似之处。他们有优秀的个人品行,极强的决策能力,但又在城邦的约束之下行事。这种描述还使我们想到色诺芬——尽管他的写作晚于我们主要关注的时间点——在他笔下,斯巴达的阿格西劳斯与城邦间的关系,似乎也与提秀斯或伯里克利与雅典之间的关系存在相似之处(38)。
   由此可见,用王权解决民主困境,并非提秀斯形象的专利。无论是修昔底德,还是色诺芬,无论是伯里克利所代表的“第一公民”,还是阿格西劳斯所代表的强力国王,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欧里庇得斯的提秀斯存在某种共性。这种共性塑造了一个既在城邦政体之下,又在城邦政体之上的个人领袖,这实际上反映的就是通过王权与民主结合,来解决城邦现实困境的尝试(39)。无疑,在这种尝试之中,雅典人王权观念的转变是前提条件。
   公元前430年代以后,雅典人的王权观念何以发生转变?通过分析相关史料,其原因或可归为两点:首先,就雅典城邦而言,民主政治遭遇困境,探索其他政体成为必要;其次,就国际形势而言,雅典困境可以归为两个层面:在城邦内部,伯里克利之后,平民与领袖之间的关系随着战局的发展而恶化。 雅典城邦政治运作效率低下,多种政治弊端激化。即使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等古代作者对伯里克利 及其继任者的区分受到学界质疑,也不可否认城邦内部政治环境的恶化导致了民主困境的第二个层 面即城邦的外部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雅典民主政治的外部困境既是内部困境的后果,又是内部困 境的表现。因而对民主困境外部表现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雅典城邦的外部困境,主要是对盟邦的控制出现了危机。盟邦的叛离或独立,不仅影响了雅典的 贡金收入,使它陷入财政危机,而且使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兵力分散,左支右绌。列斯波斯岛 的米提列涅人、开俄斯人、爱里特莱人相继叛离雅典。其中公元前428年列斯波斯岛的米提列涅人暴 动最具代表性。是时,雅典遭遇瘟疫以及伯罗奔尼撒人的入侵,米提列涅决定发起暴动。暴动选择在 这个时机,实际上有趁雅典之危之嫌,但选择暴动也实乃米提列涅人的无奈之举。他们一方面不想再 遭受“雅典人的奴役”,另一方面也不想“再继续费尽心机地去讨好法庭上的平民和领袖”(39)。值得注意的是,米提列涅人为了争取斯巴达人的帮助,指出雅典人存在的薄弱之处,其一是民穷财尽,其二是兵力分散(40)。以此为例分析,雅典城邦内外两方面的困境相互影响,恶性循环,互为因果。雅典内部 政治环境是促使米提列涅人反叛的原因之一;米提列涅人的反叛,又加剧了雅典内部环境的恶化。这 种情况下,伯里克利的“才能”以及他所实施的“温和的、稳健的政策”(41),被以客观著称的修昔底德所 怀念就较为合理了。
   其二,王权观念改变的可能性,在于雅典与波斯等王权国家、城邦的接触增多。寻求结盟以对抗 斯巴达,是雅典与王权国家接触的重要原因。雅典与波斯的关系可谓典型。希波战争以来,波斯是雅 典名副其实的“他者”。对于雅典人而言,波斯意味着完全的对立:雅典是民主,波斯是专制;雅典是自 由,波斯则是奴役;雅典是解放者,波斯则是入侵者(42)。究其根源,是雅典“身为希腊典范”的民主制度 与波斯“大王统治”的君主制度之间的对立。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后,当自由的希腊人之间的对抗 逐渐占据雅典人的中心位置之时,雅典与波斯的对抗逐渐居于次要的位置。波斯国王逐渐演变为决 定伯罗奔尼撒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在波斯之外,马其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雅 典与马其顿的频繁接触同样值得注意(43)。
  
  
  
   在与王权国家或城邦接触的过程中,雅典人的政治观念难免受到影响。主要表现在,想要取得与 这些国家或城邦尤其是波斯人的联盟,雅典就必须“有一个更为明智的政体,让少数人执掌政权”,以 便“赢得波斯国王的信任”。修昔底德记载的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公元前411年,为了更有希望得到波 斯人的援助,雅典甚至废除了民主制度,用寡头制取而代之。一开始提出上述建议的皮山德在公民大 会上遭遇了“反对和唾骂声”,尤其是阿克比阿德斯的政敌,认为此举的目的是召回阿克比阿德斯,因 而非常愤慨。但随后,当皮山德“分别把每一位反对者拉到旁边”进行质问时,他们就“举行会议,做出 让步”(44)。这个细节表明,处于公民大会的个人与单独的个人在进行决策时可能存在不同。作为个体 的公民,似乎对于改变民主政体并无太大反感。事态的后续发展更证明了这一点,当公民大会做出改 变政体的决议时,持反对意见的公民业已被说服(45)。尽管此次取代民主制的是寡头制,但其重要性在 于松动了雅典人不可触碰的民主观念,反映出民主之外的政治观念在雅典成为可能。正如戴维·布 劳恩德所评价的,“公元前411年对类寡头政体的接受,为君主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利好”(46)。
   总之,雅典人王权观念变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陷入了重重困境,曾经 让雅典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在这些困境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困境,雅典在政治实 践中进行了多方位的尝试。在理论层面,古代作家不仅注意到了民主制度的诸多缺点,而且开始寻求 替代方案的种种探索。这时候,与王权国家结盟的需要,加之合法化雅典帝国统治、个人领袖统治的 需要,使得本来就在不远处的王权观念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正如斯塔尔所指出的,当贵族和平民间的平衡不再存在时,“僭主和其他个人领袖将在希腊历史进程中再现”(47)。
   综上所述,古典作家对提秀斯的刻画代表着用王权解决民主困境的尝试,其呈现的表象是崇拜提 秀斯,赋予其民主化特征,但深层含义却是对雅典政治的深刻洞见和探索。思索王权,将其作为一种 解决民主困境的途径,并不仅限于《乞援女》一剧,也不限于欧里庇得斯一人,而是公元前430年代前 后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伴随着雅典乃至希腊城邦的危机延续到了下个世纪,即使在民主 信仰重塑之后也没有停歇。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雅典乃至整个希腊都陷入不断的战乱之中,系统的 王权思想在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论著中逐渐成熟。是故,古典时代的提秀斯崇拜,不仅 在于宣传、美化、合法化雅典民主政治,更在于将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作为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一条 路径。提秀斯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愈加紧密,雅典的艺术、建筑见证并且表现了这一趋势,以致鲍萨尼亚发出了本文开篇时的感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晏绍祥教授、金寿福教授、李永斌副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褚新国副教授,为本文 写作提供了许多帮助和建议,特此感谢。)
   注释:
   ①需要注意的是,有学者指出,提秀斯实际上是“波列马库斯”(Polemarchos),即军事执政官。这个论证的前提是提秀斯为异族人,而王者执政官不能由异族人担任。古典作家将提秀斯列为古代国王的原因,徐松岩认为是“他们大概将军事执政官和王者执政官混为一谈了”(徐松岩:《提秀斯改革新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第51~57页)。徐松岩的论断颇具启发性,但考虑到本文研究重心是古典时代希腊人意识中的提秀斯,且提秀斯的国王身份仍广为接受,因此本文仍将提秀斯视为国王。
   ②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早在庇西特拉图时代,雅典已经存在提秀斯的神庙[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页]。本文所引古典作品如未特别指出,皆引自哈佛大学出版社社1956~1959年出版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依据古典学学界的习惯,以下只标出作者、作品、章节。
   ③鲍萨尼亚:《希腊志》(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1.3.2。在12主神柱廊之外,考古证据上将提秀斯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的还有著于公元前3世纪的帕罗斯年表,该表上写道:“距今995年前,提秀斯在雅典为巴西勒斯,他合并12城,赋予它们以民主政体,并在戕杀西尼斯后创立地峡赛会。”[转引自张强:《〈帕罗斯碑〉译注》,《古代文明》2007年第2期,第19~33页)]
   ④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亨利·J.沃克尔:《提秀斯与雅典》(Henry J.Walker,Theseus and Athen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S·米尔斯:《提秀斯、悲剧与雅典帝国》(S.Mills,Theseus,Tragedy and the Athenian Empire),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7年版;W.邓·波尔:“提秀斯:一个神话在历史中的发展”(W.Den Boer,“Theseus:The Growth of a Myth In History”),《希腊罗马》(Greece & Rome)第16卷第1期(1969年4月),第1~13页;瓦勒瑞·古斯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统一或两则关于提秀斯的故事”(Valerij ,“Athenian Synoikism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r Two Stories of Theseus”),《希腊罗马》(Greece & Rome)第46卷第2期(1999年10月),第168~187页;沃特尔·R.阿盖德:“提秀斯:一个民族英雄”(Walter R.Agard,“Theseus.A National Hero”),《古典学杂志》(The Classical Journal)第24卷第2期(1928年11月),第84~91页;B.S.斯特劳斯:《雅典的父与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社会》(B.S.Strauss,Fathers and Sons in Athens:Ide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era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王以欣:《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68页。
   ⑥沃特尔·R.阿盖德:“提秀斯:一个民族英雄”,第91页。
   ⑦荷马史诗之前,提秀斯之名最早载于皮洛斯发现的两块迈锡尼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中,但普遍认为该提秀斯的身份是一名奴隶,并非英雄时代的国王[参阅M.文特里斯、J.柴德维克:《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文献》(M.Ventris and J.Chadwick,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坎布里奇:剑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43、247页;张元伟:《普鲁塔克〈提秀斯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2年,第26~27页]。荷马史诗中提秀斯分别出现于:《伊利亚特》(The Illiad),Ⅰ,265。《奥德赛》(The Oddesey),Ⅺ,322;Ⅺ,631。
   ⑧赫西阿德:“赫拉克勒斯之盾”(Hesiod,The Shield of Heracles),赫西阿德:《赫西阿德:荷马颂诗和荷马诗》(Hesiod,Hesiod: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a),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页;赫西阿德:“残篇”(Hesiod,Fr.147、298),R.默克尔巴赫、M.L.韦斯特编:《赫西阿德残篇》(R.Merkelbach,M.L.West,Fragmenta Hesiodea),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67年版,第72、153页。
   ⑨阿尔克曼:《残篇》(Alcman,Fr.5);巴库里德斯:《酒神颂诗》(Bacchylides,Dithyrambs),12~13。关于提秀斯早期形象及情感事务,可参阅珍妮弗·内尔斯:“发明他者:提秀斯的对手”(Jenifer Neils,“Inventing The Other:The Opponent Of Theseus”),《艺术史注疏》(Notes in the History of Art)第15卷第1期(1995年秋季号),第17~24页;珍妮弗·内尔斯:“提秀斯的爱情:一件奥托斯的早期杯子”(Jenifer Neils,“The loves of Theseus:An Early Cup by Oltos”),《美国考古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第85卷第2期(1981年4月),第177~179页;德纳·富林·萨顿:“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提秀斯’”(Dana Ferrin Sutton,“Euripides’‘Theseus’”),《赫尔墨斯》(Hermes)第106卷第1期(1978年),第49~53页。
   ⑩普鲁塔克:《提秀斯传》(Plutarch,Theseus),21。诗行中译文见荷马著,王焕生译:《荷马史诗·奥德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11)亨利·J.沃克尔:《提秀斯与雅典》,第35~61页。
   (12)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History),Ⅳ,73。值得注意的是,在希罗多德笔下,提秀斯仍是一个其强权足以让臣民感到畏惧的国王。
   (13)参阅约翰·N.戴维:“国王提秀斯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John N.Davie,“Theseus the King in Fifth-Century Athens”),《希腊罗马》(Greece & Rome)第29卷第1期(1982年4月),第25~34页。
   (14)参阅约翰·N.伽美:“希罗多德关于国王和僭主:客观撰史还是老套描述?”(John G.Gammie,“Herodotus on Kings and Tyrants:Objective Historiography or Conventional Portraiture?”),《近东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第45卷第3期(1986年7月),第171~195页;约翰·N.戴维:“希罗多德与阿里斯托芬关于君主制”(John N.Davie,“Herodotus and Aristophanes on Monarchy”),《希腊罗马》(Greece & Rome)第26卷第2期(1979年10月),第160~168页。
   (1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Ⅱ,15.1~2。修昔底德第二次提到提秀斯,是有关提秀斯神庙(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61.2)。
   (16)W.邓·波尔:“提秀斯:一个神话在历史中的发展”,第3页。
   (17)参阅瓦勒瑞·古斯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统一或两则关于提秀斯的故事”,第168~187页;亨利·J.沃克尔:《提秀斯与雅典》,第195~199页。
   (18)关于提秀斯统一阿提卡的真实性讨论,参阅日知:《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梭伦以前雅典政治简史》,《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34~42;徐松岩:《提秀斯改革新论》;斯蒂芬·迪亚曼特:“提秀斯与阿提卡的统一”(Steven Diamant,“Theseus and the Unification of Attica”),《赫斯皮瑞亚》(Hesperia)特刊第19卷(1982年),第38~47页。
   (19)欧里庇得斯:《乞援女》(Euripides,Suppliants),404~408。
   (20)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LI,2。
   (21)伊索克拉底:《海伦》(Isocrates,Helen),35~38。
   (22)沃特尔·R.阿盖德:“提秀斯:一个民族英雄”,第91页。
   (23)S.米尔斯:《提秀斯、悲剧与雅典帝国》(S.Mills,Theseus,Tragedy and the Athenian Empire),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除米尔斯之外,斯特劳斯也使用了“sanitized”一词形容文学作品中的提秀斯(参阅B.S.斯特劳斯:《雅典的父与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第126页)。
   (24)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Plutarch,Pericles),28.5、39、7.1。
   (25)阿里斯托芬在《骑士》中曾提到提秀斯神庙,但却是去那里寻求保护,并不是负面的戏谑(参阅阿里斯托芬:《骑士》(Aristophanes,Knights),1311~1312)。
   (26)王以欣:《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第468页。
   (27)晏绍祥:《冲突与调适——埃斯库罗斯悲剧中的城邦政治》,《政治思想史》2015年第1期,第1~2页;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00~109页;J.皮特·尤本:《政治理论的悲剧:未选择的道路》(J.Peter Euben,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Theory:The Road Not Taken),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J.皮特·尤本:《希腊悲剧与政治理论》(J.Peter Euben,Greek Tragedy and Political Theory),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8)如无特别标出,括号中的数字皆指《乞援女》诗行,下同。
   (29)(30)参阅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Aristophanes,Acharnians),634~640、497~500页。
   (31)B.S.斯特劳斯:《雅典的父与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第114~115页。
   (32)参阅欧里庇得斯:《发疯的赫拉克勒斯》(Euripides,Madness of Hercules),1331~1335;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克诺洛斯》(Sophocles,Oedipus at Colonus),562~568、911~928。
   (33)参阅欧里庇得斯:《发疯的赫拉克勒斯》,1232、1242~1244、1331~1335;对比参阅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Sophocles,Antigone)中对克瑞翁形象的刻画。
   (34)W.邓·波尔:“提秀斯:一个神话在历史中的发展”,第5页。
   (35)(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15.4;Ⅵ,60、15。
   (3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65.2~9;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9、15。
   (38)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Ⅲ,4.25~26;参见普鲁塔克:《阿格西劳斯传》(Plutarch,Agesilaus),5、14、15、23、30等。
   (39)有学者依据希罗多德在区分民主制和寡头制时所使用的术语以及当时雅典的政治措辞,认为希罗多德的制度辩论,旨在映射伯里克利在雅典政坛的崛起。对于普鲁塔克而言,伯里克利建立了一个“国王式的政制”,比许多国王和僭主都更为强力(《伯里克利传》,15.5)。普鲁塔克总结道,伯里克利的统治与雅典民主格格不入,但是却是好的(《伯里克利传》,39.5、16)。但伯里克利并不等同于东方意义上的专制君主(),只是其统治不同于克里斯提尼式的民主[参见:J.S.莫里森、A.W.苟姆:《君主伯里克利》(J.S.Morrison,A.W.Gomme,“Pericles Monarchos”),《希腊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70卷(1950年),第76~77页]。
   (39)(40)(41)(43)(4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Ⅲ,10.3、Ⅲ,11.7;Ⅲ,13.3;Ⅱ,65.5; Ⅰ,56; Ⅰ,57; Ⅰ,61; Ⅳ,132; Ⅶ,53.2~Ⅷ,54.2。
   (42)最初,希腊人认为蛮族人和王权之间存在一定内在的联系:蛮族人因为其奴性而接受君主制,而君主制本身又反应了他们的 奴性[戴维·布劳恩德:“朋友和敌人: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中的君主和君主制”(David Braund,“Fruebds and Foes:Mon-archs and Monarch in Fifth-centur y Athenian Democracy”),罗格·布洛克、斯蒂芬·霍德金森编:《雅典之外:多样化的 古希腊政治组织和社会》(Roger Brock,Stephen Hodinson ed.,Alternatives to Athens:Varietie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in Ancient Greec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45)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11年,似乎与我们关注的时间节点(公元前430年代)并不吻合。然而考虑到雅典人对与波斯的联 盟早在伯罗奔尼撒爆发之前就已形成,且雅典与波斯人的接洽中政体绝非可以忽视的因素。因此,不同时期与波斯接触的 考量尽管存在不同,但期间的相似性使得这条细节详实的史料显得尤为必要且重要。
   (46)戴维·布劳恩德:“朋友和敌人: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中的君主和君主制”,第104页。
   (47)切斯特·G.斯塔尔:“早期希腊国王的衰落”(Chester G.Starr,"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Greek Kings"),《历史》( 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ichte)第10卷第2期(1961年4月),第129~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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