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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9 06:54: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张荣明
文章来源: 上海书评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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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程先生与沈从文、张兆和摄于沈府。

  今年11月是我的恩师程应镠先生百年诞辰。程先生病逝于1994年,享年七十八岁。抚今追昔,万千思绪刹那间在脑海中涌起,一时难以下笔。世事如苍狗白云,变幻无穷,亦转瞬随风飘逝,而师生情谊如青山绿水之常存,岂唯薪火相传,为吾五千年中华文化命脉之所系,亦为天地间一段传道解惑因缘而不可磨灭者也。
  我是1968届初中生,磨蹭了两年,1970年3月还是响应号召赴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干一天农活赚一角钱。半年后因生病回沪,开始了我十年自学的漫长历程。1979年我凭借知青回城大潮的东风,终于把滞留淮北农村达九年的户口迁回上海。1980年初夏,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公开向全国招考研究生。报考条件是需交专业论文与英语作文各一篇。经评审合格方能准许考试。我当时报考的是中哲史专业,所交专业论文是《试论庄子哲学思想》,英语作文是《“耳朵认字”与“耳聪”》(“耳聪”典故出自《晋书》),获得了参试资格。考试成绩揭晓,仅有四人超过录取分数线,在中哲史专业领域我名列前茅。那一年我二十八岁,但运乖数奇,因政审未能通过,最后被拒之门外。
  这当然是一种报应,是对我未能长期坚持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报应。“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自此以后,我对各类招考皆踌躇不前。但我不能束手待毙,我一边开始写作《道家思想史》一书,一边开始在黄浦区新兴五金厂工作(实为街道小厂)。该厂的书记兼厂长李惠英了解我的状况后,把我从车间调至厂部担任统计员,每月月底只需去工作五天,其余时间,她说:“小张,你可以回家看书去。”不言而喻,这位李厂长是我人生途中曾经向我伸出援手的“贵人”。这样,我每天往返于上海图书馆与家中,途中还可在人民公园练练太极拳,日子似乎过得还比较逍遥。这两三年时间我经常呼朋引类地四处访“奇人”与“奇书”。然而偶尔亦有迷惘、失意与苦痛,因周围有不少同龄人甚至青年人已经考上大学,他们趾高气扬,享受着众人羡慕的眼光。我那时却仍在命运的大海中奋力比划,搏浪击水,不知何时何处可以上岸。
  明代落魄江湖的异端思想家何心隐在士林中享有声名,他曾与尚未拜相的张居正论学,言语有所冲突,后者讥讽他“时时欲飞,第飞不起耳”。一语成谶!何心隐后来果然潦倒终身。这话卒读之下,不免令人心生阴影。莫非天地间真有这样一种“欲飞”而“飞不起”的宿命,亦可谓惨矣。我那时白天读书写作,充满自信,但夜深人静,瞻望前程,张居正“飞不起”的酷评如一道魔咒亦偶或在脑海中盘旋、呼啸,有不胜凄凉之感。
  否极泰来。1983年2月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文汇报》上刊登一则消息,拟向社会招聘一些懂得古文并有能力标点古籍的人员。我当即向该所写信,毛遂自荐。同年6月我收到邀请信,参加在上海师范学院召开的古籍标点座谈会,首次见到了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程应镠先生。9月我复去上海师范学院,程先生赠送我一册油印本《宋人文集目录》,并分配我标点《朱子大全》中的思想史资料。12月我去上海师范学院参加古籍标点交流会,遇见刘昶、钱玉林、范文通等人,相谈甚欢。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84年。这一年上半年,我去上海师范学院面谒程应镠先生,交上已经完成标点的六百四十九页《朱子大全》中的思想史资料,分门别类,共计三十多万字。程先生翻阅了我的标点作品,并询问我:“你既然有这样的能力,为何不考研究生呢?”——“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像一个彷徨迷惘的孺子,猝然间遇见了一位具有慈悲胸怀的长者,他且有力量拯救我于漫漫长夜无路可走之中,并将给我带来一片曙光。岂非枯苗如逢甘霖?我当即向程先生倾诉了1980年我报考中国社科院所经历的不公遭遇。程先生听后,同情地说:“这是官僚主义,很普遍。你不要难过。明年我再为你招一个研究生。我年纪大了,本来不准备招了。既然你是这种状况,明年我就单独招你一个研究生。”——感谢上苍眷顾。程先生这一番话,对久处困境中的我而言,无疑是一种瞬间决定书生命运转折的玉音纶语。这使我终身难忘。
  这三四年来,我曾四处投书,毛遂自荐,或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或间有回函,但不见援手;或偶见一线光明,却往往功败垂成。总之,怜惜者无有其力,有力者缺乏悲悯,世态炎凉,命运曲折,任你上下四方一番折腾、挣扎,尘埃落定之后,发觉自己仍在原地踏步。如今蒙程先生的垂顾,我将可掀开人生新的篇章。
  接下来我就开始准备复习迎考。这一年夏季,我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所开会,程应镠先生指定刘昶负责《宋代思想史》这个项目,刘昶当时已写成《张载政治思想》一文,送我一份打印稿。不久,刘昶来寒舍访我,送我一些英语考试复习资料,并谈及暑假去北京,随农村研究专家杜润生搞社会调查。1981年,刘昶已在《历史研究》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声名鹊起,无疑是一位历史学领域的青年才俊,享誉京沪两地。那年在邻近我家的南京东路集邮商店中购到这本杂志,拜读之下,不禁令人仰慕不已。
  1985年1月,我复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所开会,程应镠先生宣布《宋代思想资料》共编十辑,至1988年完成。刘昶其时燕尔新婚,送我两包喜糖,盛情可感。出人意料的是,刘昶当时还交给我一枚钥匙,让我在考研之时可提前一天居住在他的学校单身宿舍内,免得往返途中,耗费时间与精力,并再三说:“这样方便,不要见外。”这种雪中送炭的周到帮助,使我十分感动。我想:程师门下的年轻弟子犹有如此高风亮节,更加令人不觉产生一种对程应镠先生的敬仰之情。学术界青年才俊历来并不鲜见,但往往恃才自傲,偶然如有一些分歧争执,甚至不免揎衣攘臂,血脉贲张。刘昶却是一位矜平燥释、温润如玉的君子,他是我的终身好友。
  2月12日我提前来到上海师院,之后三天参加六门课目考试,分别是政治、英语、中国历史、现代汉语、古汉语、文史哲综合知识。其中现代汉语的考试题目:一是论知识分子的责任,二是针对唐人刘禹锡《石头城》这首诗作文一篇。这正是程应镠先生选拔考生的独特方法:单刀直入,就是考你文章写得如何,唯有在不同体裁的文章中才能显示考生的学养、才华及见识。不言而喻,那些文章通达、思路清晰的考生,将来才有进行学术研究的潜力。古汉语考试内容是标点《宋史·薛居正传》影印件一份,其次标点及翻译两段古文。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最后一天所考的“文史哲综合知识”,我大概是提前一个小时就交卷走出试场的。总之,这次我赴试得心应手,自己觉得比较满意。
  4月下旬我复赴上海师院古籍所按程序参加面试,程应镠先生满脸笑容,对我的笔试成绩连称满意。7月我收到录取通知书,9月初进上海师院入学报到。在全校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程应镠先生作了语重心长的讲话,勉励莘莘学子应该立大志,立远志,“勿为小名小利所动”。
  入学之后,程应镠先生开课两门,亲自讲授《资治通鉴》、魏晋南北朝史,旁征博引,非常引人入胜。他对古籍所的研究生进行高难度的学术训练,要求每人必须仔细阅读《资治通鉴》,并参照部分廿四史,找出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所使用的史料来源,比勘异同,发现问题,写成札记,从而完成课程作业。这种训练,简直就如同一种“苦役”。当时几位同学整日伏案勤读,看累了,仰卧在床上仍然手不释卷,常常为发现不出问题而抓耳挠腮,愁眉不展。
  后来师母李宗蕖先生告诉我:程先生青年时代读书非常用功,甚至婚期临近浑然不觉,原来他正沉醉在阅读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中。我想:这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几乎十分相似。当年王阳明即将成婚,而家人发现新郎失踪,急忙四处寻找,最后才发觉王阳明原来在道观中与道士论道。终身对学问孜孜不懈地追求,以致浑忘世俗之事,这大概是古今真学者的共通之点。
  然而人生无常,1987年5月,程先生还在为我们讲授“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同年10月却因颈椎旧伤发作,不得已住进华东医院病房。我那时问讯也去陪夜。因为是高干病房,室内比较宽敞,晚上我在病床旁的地上展开卧具休息。待夜半程先生醒来,扶持他进盥洗室一次,随后再倒一杯温水,让程先生服药。师恩如山,为弟子者何尝不想仰答大恩大德?夜半人静,闻吾师謦颏而顿生阵阵亲情,见吾师病态而深感天道不公,丝毫不觉有“弟子服其劳”之烦琐也。
  1985年秋季入学之后,我抓紧时间泡在师院图书馆内,阅读《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等许多典籍文献,增补我正在撰写的学术专著。待到1987年11月,拙著《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该书获华东六省一市及上海市优秀图书的两个二等奖。后来,又在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繁体字本,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杨国枢、李亦园主持的《中国人丛书》,大陆学术著作只有三本入选,另外两位作者是任继愈教授、方立天教授。至此,我十年寒窗,总算初战告捷,亦可告慰大力提携我的恩师程应镠先生。
  程应镠先生的祖籍是江西南昌北郊新建县。先祖功名显赫,诞生过湖广总督程矞采、江苏巡抚程焕采、安徽巡抚程楙采等封疆大吏,有“一门三督抚”之美誉。这不仅在《清史稿》中有具体翔实的记载,读者还可以从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日记》中找到程先生先祖与晚清名臣林则徐等人交往的文字记录。出身于这种名门望族的程先生,饱受世代书香之熏陶,自然具有大家风度,胸襟广阔,为人处世每每显示出“达则兼济天下”之气概。
  程应镠先生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次年参加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燕京大学“一二·九文艺社”负责人,主持名为《青年作家》的文艺刊物,行走在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足见他才华横溢而抱负不凡。抗战爆发后,程先生赴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工作,编印刊物、宣传抗日。1938年9月,程先生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于1940年毕业。新中国诞生前,程先生任上海光华大学和政法学院教授,是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委员会副主委。1954年,程先生调至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担任历史科主任。1958年,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之后,经过各种“劳动学习班”、“隔离审查”,至1972年,参加上海师范大学廿四史标点组,标点《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典籍,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
  1983年,他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之后,针对古籍整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在上海师院历史系、中文系中特地选拔一批学生,组成古籍整理班,进行重点培养,专门聘请邓广铭、胡道静、苏渊雷、杨廷福、赵俪生、漆侠等一大批名师,发挥各位专家的专长,传道解惑,开拓年轻学生的眼界,使他们能够快速成长。
  令人感慨的是:程先生当时聘请的专家不单单是享有大名的各类专家,而且还刻意挖掘、延揽一些学有专长,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时还沉沦社会底层的学者,如专攻《左传》的李家骥先生等人,进入上海师院为研究生授课。他还出资为他们油印个人著作,以作教材,培养学生,提供种种方便。恰如王阳明所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程应镠先生为人慷慨豪迈,交友甚广,对待友人尽显一片真性情。平日往来应酬,总是热情招待,偶或囊中羞涩,纵然借贷亦要尽主人待客之道。七十年代,沈从文先生自北京来沪,欲与老友巴金相聚叙旧,程应镠先生当时景况尚未全面好转,闻讯即让师母在某西餐厅订座,诚邀巴金先生与沈从文先生相晤餐叙。至今思来,亦是一段文坛佳话。
  程应镠先生对待友人的这种至情至性,在学界亦是有口皆碑。记得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深编辑的叶笑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的导师程应镠先生对人极友善,人脉又广泛,友人在背后喜欢称他为‘通天教主’。”叶笑雪先生是浙江江山人,与徐森玉、谢稚柳等沪上名家关系密切,解放初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过所长李亚农的助手。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被打成右派,遣送回老家。七十年代末期被平反,在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协助王元化先生进行编纂工作。叶先生对佛学、诗学皆有很深的造诣,半生坎坷曲折,不能一展抱负,故平日纵论当世人物,谈锋凌厉,往往有“一肚皮不合时宜”,他与我的恩师程应镠先生素不相识,却罕见地表示好感,亦可谓大不易也。这也证实了孔子之言:“德不孤,必有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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