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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2 06:48: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章信息
原作者: 张广智
文章来源: 天健史学社
来源地址: -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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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 1996年第3期
原题为《1985年:中国西方史学史的一页??忆与谭英华教授的三次会见》

谭英华教授逝世了,可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我相信,一个以他的言语与行动去殉他的事业的人是不会死的。是的,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凝聚着他毕生的心血,他的华章创造了自己的生平,他的文字,留下了他的足印,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铸就了一座不朽的学术丰碑。


余生也晚,我与谭先生相识是在1984年。是年8月,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了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谭教授以主办者的身份,成功地举办了这次会议。此后十多年间、他视我为朋友与同行,我把他当作我的前辈与老师。谭先生患病多年矣,无时不在牵动着我的情怀。今年2月,农历春节前夕,我特地叫我的一位研究生晓群从上海到成都登门去探访他,并转致我的伺候。我的学生回来说:教授思维清楚,言谈甚健,只是行动不便而已。我暗自庆幸:先生又度过了一个严冬,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大概又可坐在轮椅上出外赏花了。但万万没有想到,却在3月12日接到了他于10日逝世的唁电。蓦地,惊愕、悲痛与思念之情交织在一起,久久地难以平静。这里追记在1985年这一年中,我与谭先生的三次会见的情景,以寄托我的哀思,领略他的长者风范与学术贡献,并企望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在1985年的进展。


3月,北京。

3月初,首都的气候依然寒冷,风也很大,街上行人多是清一色的冬装,但在民族饭店的会议室里,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原来,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倡议并主持召开的中外史学史座谈会正在这里举行。


3日上午,全体会议。


“当前,思想文化界的极左思潮正在清除,面向世界的原则日益受到重视,中外文化交流趋向频繁,信息传播愈益便捷。这一切为我们的学术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瞻望未来,前景令人鼓舞。”全场屏静,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报告者。看来,他的开场白归纳得体,条理清晰,一下就抓住了与会者。


他,瘦削的脸庞,微瘪的双腮,深凹的皱纹,似乎都在诉说着他那饱经沧桑的经历。透过一付老式的眼镜,他的目光还是显得有力。他虽略显苍老、但不失儒雅风度,虽年迈却不老态龙钟,这就是四川大学历史系谭英华教授。他生于1917年,时年已68岁。谭先生的报告,安排在我的发言之后。我的发言题目是《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主要是回顾了从本世纪初迄至80年代中期西方史学在我国所走过的历程。说起这次发言还有一段”插曲”,由于各人单线向会议秘书处申报论题,我与先生所准备的发言内容,有许多是不约而同的,先生得知,主动放弃了与我相重的部分,而集中谈了如何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意见:


其一,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正确处理对待西方史学遗产的问题;

其二,研究西方史学史要体现中国特色,应当重视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史学的影响和西方史学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还要留意西方重要史学著作中有关中国的论述;

其三,对清末及”五四”以后传入中国的西方重要史学流派、史学观点和方法,需要进行再认识与再评价;

其四、注意了解当代国外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研究动态,并应当在研究之后结合我国的实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加以利用。


谭先生在报告的最后指出:“历史是过去陈迹,不会改变,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则是与时更易,变动不居的。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挑战,我们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正确对待西方史学传统;从我国实际出发,吸收外来史学观点和方法的合理成分;不断更新我们的历史认识、研究方法和手段,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开辟道路。”


先生的报告观点鲜明犷材料翔实,论证透彻,富有很强的说服力,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尤其对先生的理论修养与对西方史学史的总体把握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在此次会议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颇具前瞻性与预见性,这之后十余年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实践,无不在证实他的这些识见。


198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这次史学史学术会议,名为“座谈会”,实际上对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而言,不舍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孟对正在复苏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更是如此。参加这次会议的西方史学史领域的学者还有张芝联教授、郭圣铭教授、孙秉莹教授、李雅书教授,他们精彩的发言,都已选载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史学史座谈会专辑》上,在此不赘。会议余暇,我的一个最大收获是向谭先生求教了许多西方史学史上的问题,根据我当时的笔记,话题最多的是介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西方史学。


谭先生认为,介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学与18世纪启蒙运动史学之间的西方史学,既突破了人文主义传统的案臼,又未达到启蒙运动全盛时期的水平、但这时期对史学理论的创新与历史认识的突破却是不容泯灭的。


先生历举了从法国史家博杜安至德国学者莱布尼茨的一百多年间,许多先进的历史思想家在史学性质、内容、作用及治史原则等方面的大量有新意的见解,如数家珍,一一道来,至今难以忘怀。先生的注意点还集中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社会历史进步观念。他说,这一时期的历史思想家虽已涉及到历史发展的方向、动力、前景等带根本性的问题,但并不成熟,直至18世纪,经过启蒙思想家的继承和发展,社会进步的观念终于发展为一种信念和社会思潮。


先生谈及这一时期的新型的世界史整体观念,既指出17世纪的世界史整体观念所取得的成就和积极意义,也指出了其在理论上的缺陷与先天的不足。他在涉及这一论题时,从古典时代的波利比乌斯到基督教史学的枚栖比乌斯,从博丹到黑格尔,视野开阔,但多是点到为止,这大大地激发起了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在我以后的论著中对此曾有过更进一步的考察。现在回想起来,先生的启示性与指导性是功不可没的。



5月,上海。

仲春季节,黄浦江畔,正是春光媚人时。但春天不只是一个踏青赏花的季节,也是一个播种耕耘的季节。1985年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园地来说,可谓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播种耕耘的季节”:西方史学史讲习班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负有回校开设西方史学史专业课的应急任务。若干年后,正是这一批讲习班的同志们,不少成了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宋瑞芝等同志的策划与主持下,很快地出版了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材《西方史学史纲》。他们不就是得益于包括谭英华先生在内的我国治西方史学史的一批前辈学者的教泽,于是这些“种子”便撒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在那里生根开花,在勃兴的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园地上争奇斗艳,各放异彩。


我也受到了讲习班主持者卢文中教授的邀请,忝列授课者的行列中,在这个班上讲授了西方古典史学。记得当时我每天从地处市区东北角的虹口公园一旁的家中,奔向位于西南桂林公园一侧的上师大教室上课,虽疲惫不堪,但精神却一直处于亢奋之中,度过了一段很有意义且又难忘的教学生涯。


谭先生讲的是近代英国史学,按西方史学的发展顺序,自然是排在我之后。大约是在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专程去上师大招待所看望先生。


“广智,我们又见面了!”先生以略带湖南(先生是长沙人)口音的普通话,特地把个“又”字拖得又重又长。脱去了大衣,一身春装,比二个多月前在北京见到时,他气色要好得多。先生见到我很兴奋,连忙从旅行袋里拿出一个纸包交给我,说道:“你为我购买的几本沪版图书都收到了,对我很有用,我没有什么礼物回报,这里有蜀锦被面一条,聊作我的一点心意吧。”说完,老人又呵呵地笑了起来,半是自语,半是歉意。不过先生迅即收敛起了笑容,感叹道:“来日无多,我得把一天当作两天过啊。”先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在他精力最为旺盛的中年被剥夺了工作的机会。在日月重光的春天,先生确实以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在发奋工作着,看得出他分外珍惜这劫后的好时光。


说起谭先生在这次讲习班上的授课印象,讲习班学生无不交口称赞,湖北大学历史系宋瑞芝同志在长途电话中对我脱口而出:严谨,除了严谨,还是严谨!


是的,这种严谨充分体现在他的讲课中。


“西方史学史在我国是一片尚待开拓的园地,我们在这个领域仍相当落后,为此,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加强人才的培养,但你们切不要以为通过这一次讲习班的学习就可以满足了,就可以讲授这门课了,倘若放开眼界,高瞻远瞩,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满足,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领域。”讲习班的学生这样回忆说,我也曾在与他的交谈中聆听到相类似的话语。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德国史坛巨擎兰克的形象。


严谨,更体现在他对近代英国史家精湛的实证研究中。先生在80年代初发表了两篇研究近代英国史学的个案之作:《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试论马考莱的史学》,两文无论就材料之运用、论证之严密还是行文之畅达,均令人咬服,可以说迄今仍无人能望其项背,在史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我曾不止一次地拜读过这两篇杰作,而尤其欣赏先生对博克尔史学鞭辟入里的分析。先生写道:”他(博克尔)继承和发扬了启蒙史学家的优秀成果,抨击了传统史学、辉格派史学和兰克派史学的疵病,进行了使史学科学化的探索,他的工作无论在当时的英国或在西方都具有拓荒的意义。”借言之,先生对英国近代两位史家的个案研究,也都具有拓荒的意义。在讲习班上,先生把博克尔的史学、马考莱的史学置于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中,纵横比较,娓娓道来,给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先生做学问之严谨,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个重要的材料,说起它,还与我作研究生时的导师耿淡如教授有姻缘关系。我于196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师从耿先生学习西方史学史,是时,耿老受商务印书馆组译,正在翻译现代英国史学史家古奇的名作《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并不时将一些章节油印发给我们作参考。此后过了25年,迄至1989年此书方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中译本为上下两册61万字,谭英华教授为耿译本作了大量的校注,其中与宗教有关的个别章节,他还邀请了原华西大学神学院的吴福临先生为之校注。这个中译本有译者耿淡如先生的功绩,也有校注者谭英华教授等人的辛劳,后者的成就为古奇的这个中译本生色增辉。没有谭教授这样深厚的学术功力与严谨的学风,这一索隐钩沉的工作是难以完成的。此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一次,湘潭大学的刘启良同志曾对我说,耿译本的“谭注”,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学术业绩,于后学功德无量矣!


10月,武汉。

秋日的武汉,阳光和煦,气候宜人,大概是那里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了。自1984年8月

在成都召开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已一年,武汉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审定各章写作大纲。由教育部组织的这部《西方史学史》教材,这是耿淡如先生23年前主持编纂同名书的继续,这当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新的创造。新版《西方史学史》由张芝联先生任主编,谭英华先生任副主编,它邀集了包括郭圣铭、孙秉莹、杨生茂、卢文中、朱寰、李雅书、张蓉初、张广达等在内的著名学者,就各自专长的部分,分工撰写。我也有幸躬逢其盛,参与撰写。


在接近人生的古稀之年,谭先生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深知国家部定教材副主编这一头衔的份量,他不是挂名的,而是实干的,参加武汉会议的这些老先生们个个都是实干的。在两位主编的主持下,在会议东道主吴于崖教授的关心与支持下,武汉的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从10月21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会议结束后,先生即全力投入了编写工作。他率先写出了《西方史学史》一书“导论”的初稿,翌年8月,即油印分寄给各章撰稿人,征求意见。这篇三万多字的“导论”,包容了对西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发展概览、它自身发展的历史与学习方法等内容,涉猎广泛,纵论古今,是一篇完全可以独立成文的西方史学史专论。这篇十分精采的专论,成为我从事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科研的“基本读物”,在我的工作实践中,借鉴吸收,获益匪浅。


谭先生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功力,是我参加武汉会议的一个”发现”会议间暇,我向他请教了不少中国古代史学的疑难问题,他都一一化解,并不时横贯中西,纵谈古今,使后学不胜羡慕。1988年他出版了《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一书。在自序中,先生云:“用是潜心研读,比次互勘,逐句寻检,意有所惑则转而求诸纪、传、别史、政书、地志、诗文总集、时人专集、碑刻、稗乘、旁及地下发掘成果,择善是从,钩稽日久,开悟稍增,随手札录,积成此稿。”先生的学贯中西与治学谨严,于此可见一斑。


武汉会议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先生的人品、学识,还有他的生世与经历。说来也好笑,正当先生1939年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之日,正是我降生之时。他于1942年在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一1944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47年调至四川大学历史系任职,1950年任该系教授,直至1988年离休,他在川大工作了41年,比当年兰克在柏林大学任职46年只差5年。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新中国的讲坛上,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困境中,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的时代,总之,他无时不在奋斗,他无时不在努力,他有过失败与痛苦,但也有过成功与欢乐,为了他的事业,有一点他从未动摇过,即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追求。这使我想起了汤因比,这位现代英国史家在谢世前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虽然,我们人类那种赤诚之情与理解能力是很有限的,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一如既往,殚精竭虑,继续求索,而决不中辍。”


看来谭先生的求索与进取精神与汤氏又是相通的。

我与谭先生之间,在谭先生与耿先生之间仿佛都有着某种缘份,某种情结。我参与编撰这部书稿,是为了完成耿先生的未竟事业,也是谭先生的心愿,这使我有一种使命感与道义感的满足。如今每当我阅读由耿先生翻译、谭先生作校注的古奇名作《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时,这种感情都油然而生,历史的交织,人的命运,都纷纷涌上了我的记忆,几多遐想,也几多伤感,从而化作或凝聚为一种无比的力量和人生职责。先生的治学精神尤其是不为挫折而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更为我们后学者提供了一种无价的精神遗产。


“广智,再见!”先生握着我的手,显得有力,充满自信。


“先生保重,再次相见当为期不远。”


11年前,武昌话别时的情景如在昨日,历历在目。然而,此次与谭先生武昌一别,却是永诀。此后惟有通过书信才带去了我的一点难以割舍的思念。


逝者如斯,风华不再,后来者惟有在这人生的旅途上,继续跋涉、永不停步,为了我的难以忘却的谭英华先生,更为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事业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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